早年经历

　　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9月27日，朱良才（原名朱绍时）生于湖南省汝城县外沙村一个富裕农民家庭。曾读过中学，在本村当过两年小学教员。

　　民国十四年（1925年），朱良才被选为村农民协会委员。

　　土地革命

　　民国十六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朱良才被捕，

　　被营救出狱后，参与组织秘密农会。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朱良才参加湘南起义，在工农革命军第1师任秘书。到井冈山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连党代表、军部秘书，参加了反“进剿”、反“会剿”和黄洋界保卫战。

　　民国十八年（1929年）初，朱良才随红4军主力向赣南、闽西挺进，参加大柏地、长岭寨、龙岩、上杭等战斗。12月出席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会议（即古田会议）。

　　民国十九年（1930年），朱良才任第3纵队第7支队政治委员、红3军第9师政治委员。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与师长徐彦刚率部从正面攻占国民党军第18师师长张辉瓒的指挥部，与兄弟部队一起全歼该师师部另2个旅，并生俘张辉瓒。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7月，朱良才任红5军团第15军政治委员。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与军长陈伯钧率部击溃国民党军第59师前卫部队，后与兄弟部队一起将其大部歼灭。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朱良才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授予二等红星奖章。同年任红一方面军第14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朱良才任红5军团第34师政治部主任。长征途中，任中革军委总卫生部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经常亲自组织医疗抢救工作。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会合后，朱良才调任红四方面军第31军政治部主任，因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斗争，遭受打击而被调任方面军教导团团长兼政治委员。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0月，朱良才随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后任红30军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朱良才只身一人，不畏艰险，经36天沿途乞讨，化装潜行，回到陕北。作战中曾多次负伤，右臂留有终生残疾。

　　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良才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秘书长。他深入调查

　　多方联系，机智灵活地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营救了大批革命志士和西路军失散人员。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朱良才回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同年秋调任晋察冀军区第3分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率部参加晋察冀军区秋季反“围攻”。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0月，朱良才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朱良才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协助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领导全区的政治工作。在艰苦复杂的战斗环境中，积极倡导、组织开展模范中共支部和杀敌立功运动，注意发挥中共基层组织的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及时发现、宣传“狼牙山五壮士”、“民兵英雄李勇”、“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等先进典型，对巩固基层、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同时重视搞好军政、军民关系，参与组织领导部队进行生产运动，努力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为巩固、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良才协助聂荣臻组建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任副校长兼副政治委员。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5月，朱良才协助叶剑英组建华北军政大学，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为适应部队的发展，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

　　建国之后

　　新中国成立后，朱良才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华北军政大学政治委员、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1955年，朱良才任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在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努力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维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以基层党支部为基础，注意总结推广新经验，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建设。

　　1958年，朱良才主动要求退出领导岗位，离职修养。

　　朱良才是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1989年2月22日下午4时32分[3]，朱良才在北京病逝，终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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