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聚奎，1904年12月31日出生于湖南安化兰田（今属涟源）西坪村一个农民家庭，7岁就开始读书，在开国上将中算得上小知识分子。1926年9月，他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8军工兵营（后编入湖南独立第5师），在唐生智部任士兵、班长，参加了波澜壮阔的北伐战争。
1928年7月，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李聚奎在湖南独立第5师1团团长彭德怀等许多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毅然参加了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在他参加的第一次党小组会上，就坚定地表示：“我这一辈子跟党是跟定了，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从此，无论多么艰难困苦，他都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对党的誓言。从红5军班长、排长、中队长（连长）到大队长（营长），他一直在彭德怀帐下听令，参加了攻打文家市、长沙、演陂桥等战斗。1928年12月，在军长彭德怀、党代表滕代远统一指挥下，红5军进军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4军在宁冈会师。初上井冈山，朱德给红5军官兵训话：“当红军要有三条，一不要钱，二不要命，三不要家，有这三条才能当好红军。”朱德讲话的中心意思，是干革命要牺牲个人的一切，包括生命在内，赤条条枪林弹雨来去无牵挂。李聚奎始终牢记着朱德的训话。
1929年1月中旬，红4军前委、中共湘赣边特委以及红4军、红5军军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红5军和王佐部队留守井冈山，担负钳制湘赣敌军的艰巨任务；红4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跳出外线作战。李聚奎参加了井冈山保卫战战斗，率部与敌激战4昼夜，终因兵力众寡悬殊，彭德怀决定撤离井冈山，转战湘鄂赣。
1930年1月，黄公略任军长、陈毅任政委的红6军成立，下辖第1、第2、第3三个纵队，李聚奎调任第3纵队纵队长，期间“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以袭击、阻击、游击战法打击敌人”，是黄公略、陈毅的爱将。
1930年6月，红6军归红一军团建制并改称红3军，不久下辖各纵队也改称红7师、红8师、红9师，李聚奎历任红9师27团团长、红8师师长、红7师师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前三次反“围剿”。在多次战斗中，身先士卒，立下赫赫战功。
1933年2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正炽，在江西宜黄南部的大龙坪，李聚奎挟江西金溪西南黄狮渡、浒湾战役大胜之威，果断指挥组织全师穿插包抄，以伤亡46人的较小代价，消灭了敌人一个师部及一个旅3000余人，生俘敌师长李明。战后，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高兴地将他抱了起来，高呼“红军万岁！”1933年8月1日，他受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表彰，荣获二等红星奖章。按照规定，红星奖章分为三等：一等发给“领导全部或一部革命战争之进展而有特殊功绩的”人员；二等发给“在某一战役当中曾经转移战局而获得伟大胜利的”人员。由此可见，李聚奎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曾经转移战局而获得伟大胜利”。
李聚奎刚上任，蒋介石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国共两军重燃战火，三甲嶂（又名山岬嶂）阵地防御战让李聚奎名垂军史，连国民党将领陈诚都对他刮目相看。
1934年2月，李聚奎指挥红1师第1团（团长杨得志），冒雨疾奔福建建宁西北的三甲嶂，先敌抢占制高点，苦战一昼夜，以1个团顶住了敌3个师（陈诚部）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猛烈进攻，使阵地岿然不动。战后，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为总政治部的《红星报》撰写了《把第1团顽强作战的精神发扬光大起来》的社论，号召学习红1团敢打敢拼的战斗作风。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李聚奎被中央军委点将，由后卫变为前锋，出潇水、战湘江，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城、四渡赤水河。他组织部队强渡大渡河，为掩护中央和红军主力摆脱险境、打开北上通道建立了奇功。其中，抢渡乌江、强渡大渡河，使他名震全军。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乌江西岸的时候，汹涌澎湃的乌江挡住了去路，前有敌军把守，后有数十万追兵紧逼，当此危急关头，李聚奎奉命指挥杨得志的红1团担任突破乌江、为全军开路的任务。在既无工兵架桥，船只又全被敌人夺走的情况下，他命令杨得志用竹排渡江，并亲冒矢石，组织部队夺占敌阵，胜利完成了突破乌江的任务。
1935年5月，红军进至大渡河时，蒋介石调集大军围追堵截，妄图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在全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李聚奎命令杨得志组织了由17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17勇士仅凭着一只小船，在火力掩护下，强渡成功，为全军夺占了生死攸关的渡河立足点。对红1团在长征中完成中央军委赋予任务所立下的战功，毛泽东高度评价：“红1团在这次大转移中是立了功的，你们一直走在我的前面。”在总结长征历程时，周恩来盛赞：红1团是“天下第一团”。对于盛誉，杨得志说：“强将手下无弱兵！都是李师长领导有方！”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为加强两军联系和交流，李聚奎先后调任红四方面军红31军、红9军参谋长，对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搞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抵制。由于张国焘错误领导，红四方面军一度南下，损兵折将后再度北上。北上途中，李聚奎指挥攻占通渭城，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开辟通路。1936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由红四方面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远方”（指苏联）的任务；11月中旬，中央军委决定，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李聚奎率红9军（军长王树声）和红5军、红30军一起西渡黄河，遭遇到驻守甘肃、青海的马步青和马步芳以骑兵为主力的“马家军”3万余人和10万“民团”的疯狂围追堵截。李聚奎参与指挥红9军攻占甘肃土城、永昌等战斗，予敌以重大杀伤。这些战斗对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甘肃黎元口反包围战斗中，他率部殊死抵抗，并协助王树声将官兵带出了绝境。
1937年1月，西路军全军覆没，在整个河西走廊，骄横凶悍的马家军骑兵撒开了一张张密密实实的大网，围追捕杀打散的红军，许多同志惨遭杀害。李聚奎只剩下孤身一人，躲藏在荒无人烟的祁连山。作为西路军的高级指挥员，他心上就像压了座大山，透不过气。但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找到党中央，东山再起。他和老乡换了衣服，把空枪拆散，把一枚红星奖章藏起来，打扮成一个叫花子。白天藏匿于山沟、草丛，晚上沿着无人处潜行，累了就地一滚露宿荒野，饿了就着雪水吃口向百姓讨来的干粮。就这样，在近两个月的逃亡中，他带着一只干粮袋、一根讨饭棍、一个指北针，行乞千里，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三次搜捕，最后终于回到了红军的行列。见到毛泽东，他欲哭无泪，毛泽东大手一摆：“你是虽败犹荣！”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李聚奎出任129师386旅参谋长，是旅长陈赓的得意助手。1938年3月，山西境内神头岭一战，是刘伯承、陈赓、李聚奎共同追求强势缩节、“以石投卵”的典型战例之一，而且，设伏地点就是李聚奎提出的。战斗中，他们以一个营的兵力作钳制部队（辅助集团），奇袭日军的重要补给线——邯（郸）长（治）大道上兵站集结地黎城，吸引潞城日军越黎城、潞城间的神头岭前来支援；与此同时，他们却以三个团的兵力作主攻部队（主要集团），在神头岭三面设伏，对援敌形成较大数量优势（强势），而其中一个营埋伏在废弃工事内，距敌行进道路只有25米，攻击距离之近出乎想像（缩节）。在我军对敌“以石投卵”式的攻击下，敌108师团、16师团各一部共1500人，在不意、不备中只支持了两个小时就全部被歼。刘伯承、陈赓、李聚奎这一强势缩节、“以石投卵”的歼灭战，被侵华日军称之为“支那第一流的游击战术。”
神头岭战斗后，日军长驱直进的势头不减，很快进占临汾。一时间，从邯郸到长治及从长治到临汾的公路，成为侵华日军为南犯部队提供后方支援的重要交通线，运输十分繁忙。根据掌握的敌情，129师首长决心以主力于东阳关与涉县之间的响堂铺，伏击敌往返的运输部队，断敌前方补给。李聚奎根据师首长指示，具体部署本旅任务：3月31日9时许，日军辎重部队汽车180辆及其掩护部队进入伏击圈，386旅和兄弟部队第769团痛歼日军少佐以下400余人，毁敌汽车180辆，缴获长短枪130余支、迫击炮4门，以及大量军用物资，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了重大的胜利。
从1938年春到1939年春，李聚奎率领所属部队，从晋东南到冀南再到鲁西北，马不停蹄地奋战在抗日前线。1941年春，华北敌后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一方面，日寇集中主要兵力疯狂地向我根据地扫荡，所使用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大，所采取的形式不断变化，什么“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梳篦战术”、“抉剔扫荡”等等，对我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妄图彻底摧毁我太岳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也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勾结日寇进攻我根据地，摧毁我抗日民主政府、人民团体，杀害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作为他们投降的资本。加以连年灾荒，粮食欠收，抗日根据地的面积日益缩小。这时，已调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纵队副司令员的李聚奎，成为决死队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薄一波军事上的好帮手。同年8月，决死队第1纵队改称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政委薄一波)第1旅，李聚奎担任旅长兼太岳军区岳北军分区(也称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在薄一波领导下，他领导岳北军分区军民进行了开辟太岳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组织部队和地方民兵开展游击战争。
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减轻人民负担，李聚奎领导军分区坚决执行精兵简政的原则，把分区机关多余的人员精简下去，这样既提高了机关的工作效率，充实了连队，又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他还同军分区政治部刘有光组织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号召部队向陕甘宁边区军民学习，开荒、种粮、种菜、纺纱织布。经过一年努力，有的部队的粮食能自给4个月，蔬菜充足，穿衣问题也得到解决，加上进行整风学习，调动了大家练兵的积极性。
1942年冬，日军为建立华北剿共“实验区”，分14路进攻太岳区，侵占岳北军分区中心沁源县城，妄图消灭军分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由于李聚奎部署军民进行了彻底的空室清野，日军得到的却是空无一人的一座空城。敌占沁源后，一面分区清剿，一面安据点，修碉堡，筑公路，企图长期占领。根据太岳军区陈赓、薄一波首长的指示，李聚奎首先成立沁源围困指挥部，以第38团为主，还有第25团、54团、洪赵支队等为骨干。结合全县民兵和基干队，组成13个游击兵团，开展群众性的伏击战、麻雀战、冷枪战、地雷战，使敌人一举一动都遭到打击。为孤立敌人，在军队和县委领导下，广泛开展了人民战争，实行空室清野，埋雷破路，把沁源城以及沁源到沁县的公路控制起来，使沁源敌人所需一切物资，既从内部找不到，也无法从外面运入。1945年3月，我军对沁源城发动最后进攻，敌人的衣食、弹药、水源全断了来源，陷于绝境，最后被迫撤走。围困沁源的胜利，得到党中央的表扬，延安《解放日报》曾为此发表《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称赞参战军民：“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
1946年12月，为经营东北，李聚奎和一大批军政干部远赴东北。1947年初，西满军区成立，李聚奎担任参谋长，协助司令员黄克诚、政委李富春工作，率部参加“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和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秋季攻势作战，“使西满军区在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那里挂了号”。后来，成为共和国大将的黄克诚谈到李聚奎，曾经说过：他是位老同志，指挥打仗很有一套，是个称职的参谋长。
1948年4月，李聚奎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兼西线后勤司令员、政委，在负责中长路以西部队的后勤保障中，他依靠地方政府筹集物资、合理组织储运，为我军“取之于敌的传统后勤保障，转向依赖于组织良好的后勤”打下坚实的基础。同年11月，东北野战军大举入关，李聚奎组织后勤部门运粮运弹，为平津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1949年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聚奎担任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副参谋长。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他又调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受命组建东北军区后勤部，重点担负战争后方勤务工作。针对现代化战争的后勤保障特点，他积极调整了后勤组织和运输线的兵站，将作战物资沿兵站线梯次储备，这些做法得到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支持，保证了作战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前线，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我军后勤保障方式向现代化后勤保障方式的转变作了贡献。1951年10月，他荣获朝鲜政府颁发的自由独立一级勋章。
1952年9月，李聚奎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筹备和创建我军第一所培养后勤专业干部的学府，并提出院校“以教学为中心”的办学思想，为我军后勤建设的现代化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和专门人才。
1955年李聚奎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7月，我国成立石油工业部，周恩来任命李聚奎为部长。在石油部工作期间，他坚决落实毛泽东亲自面授的用“革命加拚命”的精神抓石油工业的指示，在组建部机关的同时，带领干部、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奔赴大西北，风餐露宿，艰苦奋斗，创建了克拉玛依油田，并先后筹备、组建了松辽石油勘探局、华东石油勘探局和华北石油勘探处等，全面加强石油勘探和生产建设工作，为中国石油工业在更大规模上展开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础。
1958年2月，李聚奎重回军队工作，担任总后勤部政委。期间，他参与制定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方针尤其是后勤建设蓝图。在担任总后勤部政委后期，他在参与规划后勤建设蓝图的过程中，针对林彪、邱会作一伙在后勤建设上盲目铺摊子、严重铺张浪费的问题，针锋相对地强调要认真贯彻勤俭办后勤的方针。他主张从实际出发，确定后方基地的建设规模。坚持节俭的原则，严格财务开支，同时发展军办工业和农副业生产，补助部队供应。就在此时，他和有野心的林彪产生了分歧。
1966年4月，他出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在我军的军事教育战线上，他大力强调我军建设科学化、专业化的发展思路。“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不理会老领导林彪的拉拢，邱会作一伙给他强加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诬蔑、陷害、非法关押。
1977年12月，李聚奎重新落实工作，担任复建的后勤学院政委。他认真落实邓小平“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等指示，不顾年事已高，深入教学第一线，开展教学改革，从实战出发，从严治校，加强对政治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在制定学院教学规划时，有的同志提出“一年就要出人才”。李聚奎一方面肯定了这种积极性，同时在分析了现有师资力量、教学设施设备、人才培养周期等情况后，提出了按教学规律办事，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快人才培养步伐的教学规划，为早出人才、出优秀合格人才奠定了基础。
1981年7月，身体欠佳的李聚奎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担任中央军委顾问。期间，他积极参与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规划的制定工作，“不当不顾不问的‘虚名顾问’”。在86岁高龄时，他仍就军队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亲自向中央军委领导直抒己见，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军队高度负责的态度。1988年7月，一枚沉甸甸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挂在了他的胸前。
1995年6月25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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