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泽生（Zeng Zesheng），1902年10月生于云南省永善县大兴镇，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滇军第98师军士队队长，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
1922年12月考入云南唐继尧开办的建国机关枪军士队。毕业后入云南讲武堂学习。1925年入黄埔军校任第3期区队长，1927年1月入黄埔军校高级班学习。1929年1月应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之邀回滇，在昆明开办军官候补生队，任副队长。后任滇军第98师军士队队长，第3旅6团营长、第5团副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60军184师1085团团长，随军开赴抗日前线，1938年率部参加了台儿庄会战。1939年起任第184师副师长、师长，第60军军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曾率部到越南受降。
1946年率第60军赴东北，先后任国民党东北第4“绥靖”区副司令、吉林守备司令、第1兵团副司令，并兼60军军长。1948年10月率第60军于长春起义，所部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任军长。后率部参加解放鄂西、进军西南作战。1949年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1950年3月任中南军政委员员会委员。同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军长，率部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1954年回国后继任第50军军长。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55年获一级解放勋章。1973年2月22日在北京逝世。[1]
目录
1人物概述
2生平年表
3人物生平
▪立志当“好人”
▪荡涤灵魂污秽
▪潜心学海泛舟
▪变革中的角色难堪
▪接受毛泽东的召见
▪终生遗憾
4人物轶事
▪血战抗日前线
▪梦醒东北战场
▪长春起义载史册
5 50军
6身后评价
人物概述
曾泽生，1902年10月生于云南省永善县大兴镇。
1922年12月考入云南唐继尧开办的建国机关枪军士队。毕业后入云南讲武堂学习。1925年入黄埔军校任第3期区队长，1927年1月入黄埔军校高级班学习。
1929年1月应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之邀回滇，在昆明开办军官候补生队，任副队长。后任滇军第98师军士队队长，第3旅6团营长、第5团副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60军184师1085团团长，随军开赴抗日前线，1938年率部参加了台儿庄会战。
1939年起任第184师副师长、师长，第60军军长。
1945年日本投降后曾率部到越南受降。
1946年率第60军赴东北，先后任国民党东北第4“绥靖”区副司令、吉林守备司令、第1兵团副司令，并兼60军军长。
1948年10月率第60军于长春起义，所部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任军长。后率部参加解放鄂西、进军西南作战。
1949年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
1950年3月任中南军政治委员员会委员。同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军长，率部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2]
1954年回国后继任第50军军长。
1948年辽沈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围困长春。国民党第60军军长曾泽生在“突围无望，固守待歼”之际，于10月17日毅然宣布起义，率部退出长春，待命改编，并引导解放军进入其东城守备区。曾泽生的起义，使国民党残留守军陷入混乱，纷纷投降，长春在兵不血刃下宣告解放。
1949年1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授予原国民党第60军这支起义部队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的番号，并任命曾泽生为军长，徐文烈任政治委员。其原属第182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148师，由白肇学任师长。原属暂编第21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149师，由陇耀任师长。原属暂编第52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150师，由李佐任师长。全军共2.3万人，归第四野战军建制。
曾泽生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55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曾泽生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解放勋章。
1973年2月22日在北京逝世。
生平年表
1902年10月生于云南省永善县。毕业于昆明省立中学。
1922年入唐继尧的建国军机关枪军7队学习。
1924年1月免试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18期学习。
1925年任黄埔军校区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6年任广东20师教导团连长。
1927年转入黄埔军校高级班学习。
1929年1月应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之召回滇，任昆明军官候补生队副队长。
1930年任讨伐军第10路军3旅5团副团长。
1937年9月任国民党政府60军184师团长。率部参加台儿庄对日作战。
1939年1月任184师副师长，7月任师长。
1944年11月任60军军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率部去越南参加受降。
1946年12月任国民党东北第四绥靖区副司令兼60军军长。
1948年1月任国民党政府军吉林守备军司令兼60军军长，3月任国民党政府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兼60军军长。对蒋介石卖国独裁、发动内战、屠杀人民的反动政策日益不满，毅然于1948年10月率60军在长春起义。起义后的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50军，任军长。积极配合政治委员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关于改编起义部队的各项政策，使这支部队顺利转变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1949年率部参加解放鄂西、四川的作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军长。
1950年3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0月26日率部入朝参加抗美援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代表合影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代表合影
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军长，率部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
1951年3月15日，奉命率领完成汉江阻击作战的第50军回国休整补充。
1951年7月4日，再次率领50军第二次入朝，
担任西海岸防御及抢修前线机场任务。
1951年10月-11月，指挥50军渡海攻岛作战（大小和岛空战），先后解放清川江北敌占岛屿。
1951年底，因病回国休养。
1953年1月，又入朝回到50军。
1955年4月19日率领50军回国驻防丹东。在朝鲜战场上共进行大小战斗95次，歼敌14492人。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
1953年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1968年9月离职休养。
1973年2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人物生平
立志当“好人”
1902年，曾泽生出生于云南永善县大兴镇一户有田地数百亩，人口三四十，却又“自私自利的地主家庭”。未及两岁丧父后，寡母带着曾泽生和他7岁的哥哥改嫁叔父，从此，在族内族外的地位一落千丈。曾泽生少年失学，13岁时，由舅父出面说情，家庭方允其到200余里外的昭通读书。高小毕业后，家庭拒绝继续供读，曾泽生求学心切，乃私窃家中200银圆逃走，被家人缉回，经亲戚再为说情，才勉强允许其赴昆明读初中，刚一年，又断绝供给。刚满20岁的曾泽生走投无路，毅然弃学从军，考入云南省都督唐继尧的军士队。
幼年及求学的屈辱，在曾泽生的心灵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奠定了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内向型性格的基石，涂抹了他明哲保身、中恕之道的处世态度之底色。巨大阴影伴随着情感和心理上的重压，重压滋生了对恶势力的反感，又以反作用力激活了了他内心深处的强烈愿望：“我要做一个好人！”
追求理想的强烈愿望冲破心理上的重压，推动着曾泽生向异化性格方向上勇敢地迈出了一步。从军头10年，曾泽生立志“洁身自好”，“抱定‘修脯’之外，一芥不敢”。却不知，青天白日下的军旅仕途，月黑风高，渊深冰薄，步履维艰，想“洁身”，未必能“保身”，想“自好”，未必可“得好”！曾泽生从军士队毕业后，以优良成绩免试保送进入第18期云南讲武堂。该校清朝末年创建，曾以新式教学名噪一时，但衰败很快，曾泽生入校一年后，“因校当局不发津贴又逢过年，眼见尉级同学家属来校诉苦之惨状，于是心中愤慨，乘夜间点名时鼓吹暴动，打闹校宿，通夜不息”，被校方发觉，逃离学校。
1925年5月，曾泽生投奔黄埔军校，被任为第3期的区队长，11月，调教导师第3团任连长，未及一年，因厌恶“军官们只知嫖赌，不问营事”的“腐败恶习”，乃坚决辞职回黄埔军校。
1927年，曾泽生由黄埔军校高级班毕业，调往前方，“当时看到国民党军队克扣军饷伙食比比皆是，士兵不堪其苦，有的集队请愿，有的武装暴动”，而官长们却积习难改，曾泽生不屑为伍，遂再辞现职，赴上海学工。
1929年，龙云登上“云南王”的宝座后，为培养干部，改造滇军，派卢浚泉赴上海将曾泽生等20余人请回昆明，在云南讲武堂旧址举办“军官候补生队”，卢浚泉任队长，曾泽生任队附。曾泽生一伙年轻军官“凭着一股热情”，创办《新武力》校刊，鼓吹“发扬革命精神，反对封建专制，铲除贪官污吏”。然而，未及数月，蒋介石即派王柏龄来滇查办，先将军官候补生队全部缴械，再将曾泽生等人打入牢狱。
这次牢狱之灾险些搭上曾泽生的性命，经龙云的心腹干将卢汉等人力保，禁闭数月后才获释。面壁反省，痛定思痛，曾泽生终于领悟了国民党军队中的“生存真谛”：长官意志就是真理，惟长官意志是从才有出路。从此，不得不“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曾泽生，了结了血气方刚年纪中的性格冲突，时时处处“以服从为天职”约束自己，忍辱负重，惟命是从，埋头苦干，终于赢得了各级长官的好感，也迎来了他梦寐以求的时来运转、平步青云。
曾泽生想“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在人格追求与地位追求之间寻求两全其美。然而，“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社会黑暗，即便“自扫门前雪”，也未必容易。
曾泽生自1925年当连长掌握经济时起，即“反对剥削士兵伙食薪饷之恶习”，所以，手中的积蓄很少，以至于1937年开赴抗战前线时，虽已升任团长，但他也只能给寄托在丈母娘家里的老婆孩子预支几个月的薪水，自己过着行装一被一褥，衣服不破不添，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跳舞，不玩弄女人的清苦生活。
违心蜕变
打碎曾泽生“洁身梦”的，是抗战中期让他揪心撕肺伤感，使他百般无奈难堪，令他无地自容尴尬的家庭窘境。30年代初，国民党军各级军官每月的薪水，上将800元，中将500元，少将320元，上校240元，中校175元，少校135元，上尉80元，中尉60元，少尉40元，准尉32元。“九·一八”事变后，军政部规定，按原定薪额，上将至上校减半，中校、少校打六折，尉官打七折。照此标准，曾泽生当团长、副师长时的薪水是少尉排长的6倍。
若在一般人家，这是很宽裕的，但在讲门面、比排场、摆阔气成风的国民党官场，根本撑不起什么面子，加上物价上涨，曾泽生家人的日子过得相当窘迫，以至于连岳母家的积蓄也全部用光。
1940年初，已升任副师长的曾泽生由江西请假回昆明，打算将度日艰难的老婆孩子送回永善县老家。行前，夫人分娩难产，住院手术，钱花得曾泽生囊空如洗不说，还有200余元的住院费无钱结算，经向朋友借贷，乃得完纳出院，可回老家的路费又没了，把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多余的衣物尽行出卖，还是不够，只好再向卢汉告借。更使“抗日将领”曾泽生伤心的是，他未满月的婴儿，因冻而病，死于回老家的途中。
曾泽生寄希望于老家的家人，他很有把握地安慰夫人李律声：“放心，国难当头，家人不会让你们饿肚子，会接济你们的。”谁知，任凭曾泽生怎么解释，老家的家人全然不信：“人家当官，都捎钱给家里盖房置地。你这副师长的官也不小了！”言外之意，责怪曾泽生小气、装穷！果然，曾泽生走后，家人只给李律声她们送点大米，别的一概不管。李律声在老家住了1年，又返回昆明。
身为副师长，养家糊口，要寄人篱下，仰人鼻息，治病还乡，要四处借贷，八方求人，在旧军队里，是很丢脸的。没人会同情曾泽生“廉洁奉公”，相反，还会受到别人的百般耻笑：当了那么大的官还不会捞钱，太窝囊了，太没本事了！蜚短流长，众口铄金。极爱面子的曾泽生，要顾面子，就不能不随风转舵，随波逐流，以应天承运。从此，曾泽生不再“天涯荡孤舟”，顺天应人随俗沉浮地滑入一条他原本厌恶的歧途：一边“抗日救国”，一边捞钱养家。但此后养家，已远远越出了“糊口”的范围。
曾泽生捞钱，见之于他的《自传》：1943年，我由182师师长调任184师师长时，向银行借款600万元，开始做囤积生意。1945年日寇投降，我随军入越南受降，再从银行借款，筹集2000万元本金，做金子生意，由越南利用飞机来往，几天一转，可免税收及运费，时仅数月，我除将银行之本利付清外，尚余金子300余两。《自传》下笔之处，曾泽生有意回避了一些在新社会难以启齿的往事。
经历了思想改造后的曾泽生在他撰写的《自传》中，有一段发自肺腑的感叹：“旧社会有官必贪，有地皆豪，无绅不劣，无商不奸，在污水盆里共浴，哪里还有一个干净人？”
荡涤灵魂污秽
长春起义后没几天，毛泽东致电东北局和东北军区：根据曾泽生最近数日各种表现较吴化文要好，你们应对他其所部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云南军队被迫来东北作战，又在长春受了苦楚，可能改造成为较好的部队。改造是必须坚持的方针，但不应操之过急，应依据情况逐渐进行之，首先注意取得曾泽生及其较好干部对共产党的信用，以利协同进行部队的教育工作。
原国民党第60军184师少将师长潘朔端于1946年5月在辽宁海城率部起义后，于当年底率部进驻黑龙江兴隆镇，随后，部队开展了以诉苦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整训。据潘朔端身边的副官赵霖芝回忆，当时，潘朔端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也下去听听战士诉苦，这样对提高思想觉悟是会有启发的。”曾泽生就没有潘朔端那般洒脱了。
曾泽生率部起义后，部队即开赴九台县，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整训。政治整训内容包括三个运动和三个教育，核心是发动起义官兵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那是一场哭天喊地震动寰宇的苦难控诉，是涕泗滂沱泪水涟涟的灵魂洗礼，更是起义官兵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彻底的思想改造。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首任政治部主任王振乾著文回忆：“在整编改造中，困难最大、工作最难做的还是一些上层人物。”中、下级起义军官的思想改造好办，他们在部队、在东北军政大学直接参加了震撼心灵的“泪血大控诉”。对上层将领则不同，既要“彻底摧毁、改造旧军队反共反人民的立场观点和思想作风以及旧军队的各种制度”，又要“多做疏通引导工作，务使大家心情舒畅”。
共产党干部期望曾泽生等起义将领能主动反思自己的历史罪恶，否定旧我，重铸新我，可人家死要面子，历史罪恶讲得少，历史功绩讲得多，什么护国讨袁啦，什么台儿庄大战啦，什么长春起义啦，还有保护小丰满电站等等，反反复复，讲个没完。也难怪，旧军队压根就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一说！改造起义的高级将领，一个天大的难题！
要坚持彻底改造方针，就不能不无情揭露旧军队中诸如贪污腐化、打骂士兵、虐杀俘虏、祸害百姓等等不人道的一切罪恶，其间，不可能不涉及起义将领们的过去。更何况，鼓励起义官兵揭发他们往日顶礼膜拜唯命是从的将领的历史罪恶，有助于割断他们之间的封建关系，有助于实现他们脱胎换骨的灵魂裂变，有助于重建他们的人格尊严、价值观念、是非标准，有助于为彻底改造起义部队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潜心学海泛舟
对于曾泽生在控诉运动中的态度，参加改造起义部队的解放军干部是有意见的，虽然，徐文烈政委等军领导一再劝说大家要有耐心，相信曾泽生军长会提高觉悟，但是，一些相当难听的指责还是随之流露了出来。尽管，士兵和中、下级军官与起义将领“背靠背”控诉，尽管，对揭发出来起义将领的历史罪恶，共产党干部闭口不谈，更不予以追究，但曾泽生还是风闻到一些只言片语的情况。如此，他“心情舒畅”得了吗？
曾泽生“于沉闷中”留下的一篇日记，颇能说明他当时的心境：我自己因参加国民党军队，有过压迫人民等种种罪恶，对于有些过失，曾经作过思想斗争，从严要求自己，多作自我批评和反省检讨，向真理低头，唯求宽大谅解，使我参加革命。但是，除上级领导以及党的政策本身实属宽大外，下面一般执行者往往老以反革命的皮给我披上。……其实，以往我们之所以当过反革命封建小头目，那是由于当时思想糊涂，误为人家作工具，本身尚不是反动的封建头子，说不上积重难返。（陇师长也遭同样看待，他愿意离开一下，也好最低限度使部队改造不受障碍）。
赶上时代思想潮流的机会是曾泽生自己安排的。部队的控诉运动进入高潮后，他提出：鉴于风湿性关节炎严重发作，希望组织能批准自己赴辽宁五龙背做温泉疗养。一个皆大欢喜的请求。如此，曾泽生不仅可以免除面对控诉的尴尬，还有了闭门读书，静心反省的安谧条件。
从1949年4月17日到8月4日疗养期间，曾泽生如饥似渴地读了几十本书，有经典、深奥的马、恩、列、斯著作，有深入浅出的中共延安整风文献，有面向大众的社会主义普及读物，曾泽生逐一拜读，并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日记。曾泽生用手中的笔，为后人留下了他思想转变的轨迹：4月25日，曾泽生“于沉闷中”开始认真地思索自己的人生轨迹，探寻今后的人生道路。5天后，他详细拟订了自己“休养期间的读书计划”。又过了5天，他写道：我在这里每天洗两次，洗是治病，洗身、洗面、洗心。洗身后又对照书本来洗心，看洗去了多少污浊，还剩多少，再去洗面。每天都不断洗照，决心把罪过洗去，换上一些新的思想，确定革命的观点和立场，能否如愿以偿，现在仍无把握，不敢断定，只是努力坚持，以洗和照，照和洗，从主观上来要求自己。
如此洗法，仅仅洗了7天，茅塞顿开的曾泽生便有了“过河登山”的雅兴，欣赏起了“花草树木枝繁叶茂，原野碧绿朝气蓬勃”的盎然春意。5月26日，当部队即将南下参加解放战争时，回部队为连以上干部讲话的曾泽生军长，已有满腹的共产党“经纶”可以“讲经说法”，慷慨陈词，滔滔不绝了。
变革中的角色难堪
曾泽生的思想改造，没有经历中、下级军官体验过的那种短时巨痛，但处于社会变革大潮的新型人民军队里，他还是因为价值观念上的差距，于从“主子”到人民勤务员的社会角色转换中，不断地感受到了一些并非恶意的难堪。
第50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驾驶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51年，曾泽生因车祸负伤回国治疗，夫人李律声前来探望。一天，李律声因私事外出，向管理部门要了一辆小车送行，回到住地，李律声一下车，随手从坤包里掏出钱来，一边客客气气地道谢，一边面带笑容地把小费塞给驾驶员。在旧军队，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长官坐车，于公于私都有天经地义的资格，不需要给任何小费。家眷就不同了，家眷因私乘车一般要给小费，尤其坐“外人”的车，必须给小费。付小费，在一定程度上，是太太们在“外人”面前为当官的老公绷面子。
李律声以贤内助著称，平时处处注意维护丈夫的面子，对待丈夫手下的人也比较和蔼，她初次付小费，本以为驾驶员能为自己出手大方而笑纳，不料，面有难色的驾驶员说什么也不要。按以往的经验，拒绝接受小费通常是嫌钱少，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即便不在大庭广众之下，也相当扫面子丢脸。李律声立刻收敛了笑容，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她一声不吭，打开随身的小坤包，又掏出一把钱，数都没数，“哗”地一下，撒到车上，扭头就走了。驾驶员望着车上东一张西一张花花绿绿的钞票，不知所云，手足无措，像木头一样戳在小车旁，呆了！
管车的干部发现军长夫人动了气，三步并作两步上前就要训斥驾驶员，没等开口，驾驶员两串眼泪“噗嗒噗嗒”地掉了下来，只好先和言细语地问问：“怎么回事？”一问才知道，军长夫人是为驾驶员拒收小费怄气，而满腹委屈的驾驶员又另有一番道理：“你们领导上课不是讲过了嘛，职务大小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的津贴是国家发，再收他们的小费，不就又成他家的佣人了吗？”管车的干部哑口无言，只好把钱一张一张地捡起来，数一数，上交领导。
据说，有关领导为还钱的事煞费苦心：既要还钱，又不能伤军长的面子，还要讲清道理。李律声和驾驶员各自的委屈，均有各自的“道理”，区别在于新旧道德之间的巨大差距。在曾泽生身边当了8年侍从副官的乔景轩，曾写了一篇《回忆曾泽生军长》的文章，其中，评价曾泽生在旧军队时“很讲旧道德”。当这篇被普遍认为相当客观的文章编入某书时， 将“很讲旧道德”一句中的“旧”字漏掉了。一字之漏，将往日效劳于阶级压迫制度的曾泽生抬上仙境，也将晚辈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导入迷途。
接受毛泽东的召见
1951年，曾泽生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召见。曾泽生又遇到一次尴尬。这次尴尬，比士兵拒绝接受他夫人的小费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本来，在旧军队，别说晋见最高统帅，就是见了云南王龙云、卢汉，曾泽生都要毕恭毕敬，唯唯诺诺。这不仅仅是习惯。旧社会、旧军队通行的是一种等级森严的阶级压迫制度，要在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秩序中生存，就不能不在“主子”和“奴才”面前经常变换自己的社会角色。
人民军队则不同，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人格是平等的，建国初期的人民军队又没有那么多的繁缛礼节，所以，曾泽生虽然早已转换了社会角色，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但在毛泽东那里，他长期养成的旧军人习惯却很自然地成了尴尬。见曾泽生局促不安，毛泽东有意识地向他询问起汉江五十昼夜阻击战的情况。这是第50军建军以来最辉煌的战史，也是曾泽生生平最得意的经历。
毛泽东从战役最初阶段该军坚守的前沿阵地修理山、帽落山、白云山、文衡山，问到内飞山、鹰峰、国主峰等要点构成的第二道防御地带；从美军1月15日发起的“磁性攻势”作战，问到1月25日发起的“闪击作战”攻势、3月7日发起的“撕裂者行动”攻势；从军、师的作战部署，一直问到团的布防、营的作战经过。
越问，曾泽生越惊叹：身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数百万大军的统帅，日理万机，竟然连我们50军作战分队的情况也要细细过问，了如指掌！越问，曾泽生越紧张：他老人家再这样问下去，我这个一军之长要是被问住了，答不上来，那多丢脸！果然，当毛泽东问到第二线部队某营驻地时，曾泽生被问住了。若仅仅是一问，还好受些，偏偏他老人家记忆超群，突然想起了一个地点，问曾泽生是不是？曾泽生顿时窘得面红耳赤，汗颜无地，羞愧难当。毛泽东见状，不再发问，急忙宽慰曾泽生：“我只是随便问问，你们50军在朝鲜战场打得还是蛮不错嘛！”
回到家里，无地自容的曾泽生告诉对自己体贴入微的夫人：“北京，我一天也不呆了，马上回朝鲜，下基层，上阵地！”曾泽生读过毛泽东的著作，对共产党人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已有了解，对人民军队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官兵同甘共苦的战斗作风也多有感受。返回朝鲜前线，曾泽生立刻深入基层分队，他再也不愿像在旧军队时那样高高在上了。
终生遗憾
1954年5月，第50军由朝鲜凯旋回国，毛泽东又一次接见了曾泽生。
这一次，他十分谨慎却又十二分郑重地向领袖提出了一个深思熟虑已久的真诚请求：“主席，我想申请入党，不知行不行？”毛泽东微笑着点了点头，“曾军长能要求入党，说明你已经有了共产主义的觉悟。”但接下来却道出了一个表转折意味的连词：“不过……”本来就忐忑不安曾泽生，心一下子收紧了：难道难容我的过去？难道还要交代历史？难道读书太少？难道深入群众不够？难道……
没等曾泽生高速运转的思维将更多的“难道”从脑海深处搜索出来，毛泽东在“不过”之后，接出了一句令曾泽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幽默：“你那个党，可是个大党呦！”如堕五里雾中的曾泽生，瞪着大眼又开动了高速运转的思维机器：我那个党？国民党？长春起义后我已经声明退出来啦！不但退出来了，退出后，国民党又把我“开除”了一次。再说，人心丧尽众叛亲离的国民党，蜗居台湾后，哪还算得上什么大党呀？
谈笑风生的毛泽东笑得更厉害了，边笑边在半空中打着手势，“你看，无党派的各界人士全国有多少？同共产党比，不是个很大的党吗？”曾泽生也乐了：原来领袖和我开了个玩笑！毛泽东收住了笑容，像游龙戏水，将刚才的玩笑自如地导入一个很严肃的话题：“你的志愿是好的，但就目前情况看，你不入党比入党作用还要大。为了统一祖国这个大局，曾军长，你看是否可以再等一段时间？”指破迷团，恍然大悟。曾泽生欣然同意。
从那以后，曾泽生经常向亲友念叨：“主席向我说了……”从那以后，曾泽生坚定地信守一个责任：“不入党比入党作用还要大！”从那以后，曾泽生望眼欲穿地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期待那一天能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3年2月22日，曾泽生将军因病逝世，享年71岁。叶剑英、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隆重的追悼会。国防部副部长肖劲光将军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致悼词，给曾泽生将军以很高的评价。曾泽生将军终生遗憾：他的骨灰盒上没有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
曾泽生将军哲嗣有继：他的六个子女，长子曾达明、次子曾达仁、三子曾达康、四子曾强、长女曾达媛、次女曾达莉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
肖劲光帮助曾泽生除疑虑
长春位于东北腹地，松辽平原中心地带，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的首都设立在这里。沦陷期间，日本关东军在这里修筑了许多永久性防御工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进驻长春，又进一步加强了工事。此时的长春已经是一个具有坚固防御体系的堡垒城市。当时国民党报纸声称长春的防御工事“坚冠全国”。
1948年4月18日，中共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就打长春的问题进行讨论，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计划从5月中旬开始进行长春战役。
1948年5月中下旬，肖劲光和肖华来到长春东南的李家屯，在那里组成了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1948年8月改为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肖劲光任司令员，肖华任政委。此时，长春外围战役已经结束，郑洞国及其10万军队已被我军一纵队、六纵队和3个独立师团团围住。5月24日，为了切断敌人空中增援和撤退的道路，肖劲光指挥围城部队向长春西郊最大的飞机场――大房身机场发动猛烈进攻，歼灭了敌人的守备部队，控制了机场，为下一步围困国民党部队创造了有力条件。
1948年6月5日，中共东北局向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三个作战方案，第三个作战方案提出对长春采取较长时间的围城打援策略，先消灭援敌，然后攻城。中共东北局建议采用第三作战方案。6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同意了第三方案。
中共东北局首长林彪、罗荣桓下达《围困长春办法》，以“久困长围”为攻打长春的总方针，对长春进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和政治攻势。根据这一指示，肖劲光重新调整了围城部队，全面部署围城工作。在肖劲光的指挥下，围城部队以军事包围为手段，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同时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大规模的群众性瓦解敌军工作，使敌人内外交困，军心浮动。
10月14日锦州大捷，我东北野战军对国民党部队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在这种形势下，肖劲光审时度势，促成了国民党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于10月17日率部起义。在起义的当天，肖劲光对曾泽生说：“你率部起义，我们竭诚欢迎，今后我们是一家人了。你们前途是远大的，我们对待起义部队的政治、经济待遇和解放军一样，不受任何歧视。”曾泽生军长说：“我感谢共产党对我六十军四万余众的争取和挽救，今后绝对服从命令，接受教育改造。”肖劲光看曾泽生比较拘谨，就笑着说：“你在思想上不要有什么顾虑，你打过日本人，还有战功嘛，今后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都可以坦率地讲。一家人了，要情同手足，并肩革命。”肖劲光和肖华还与曾泽生在一起照了相。
当时，有部分同志主张将六十军中的五十二师缴械，或官兵分开。肖劲光根据改造红五军团时的经验和毛泽东当时对他的教诲，认为这样做不妥，支持主张教育改造的意见，并调整干部去掌握这支部队。
当时，要兵不要官的说法传到曾泽生的耳中。曾泽生对肖劲光说：“我的部队随你们调整，只是希望不要编得太散，我们师以上干部听从你们分配。”
肖劲光见曾泽生顾虑重重，便对他说：“我们国共两次合作，现在你参加了革命队伍，就更是一家人了，我们对于起义官兵都是有政策的。我们已作了决定，不久会将部队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还要派政治委员来，你的这些意见我们都会考虑的，请曾军长放心，不要有什么顾虑。”肖劲光的一番话打消了曾泽生等人的顾虑。以后，这支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下了战功。
六十军起义后，18日，新七军派代表与我兵团接洽投诚。19日10时，按照预定方案，我军接收了长春市的西半部。只有郑洞国与其卫队还占据着中央银行大楼。为了使郑洞国能“体面投降”，其部下对我方代表提出以大楼为据点，“抵抗”一二日后再降，要求我们发表郑“负伤被俘”的消息。因此，双方商定21日4时郑洞国率其卫队投降。21日凌晨，肖劲光带着部队接近中央银行大楼准备接受郑的投降。4时，突然枪声大作，中央银行内向外无目标地射击，枪打得很高。不一会儿，枪声停止，敌人打出白旗，郑洞国率部投降。至此，长春全部解放。
长春围困战役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大的围城战役，是我军采取“久困长围”的方式和平解放具有坚固防御体系的大城市的第一个成功战役。肖劲光在这一战役中起了重大作用，为长春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彭德怀曾向曾泽生鞠躬致敬
在朝鲜战争第四次战役时当五十军从汉江撤下后，曾泽生满身硝烟来到志司复命时，彭德怀紧紧握住了他的手说：“五十军打得好！你指挥得好！我给你补兵！国内的老兵、新兵都上来，以老兵为主，给你补齐，你要多少给你多少。苏式装备、武器也到了，优先给五十军换苏式装备、武器。”
曾泽生闻语眼泪哗哗流下来了，在国民党军队里混了二十多年，作为一名滇系部队的军官，他和他的部队受尽了蒋介石和他的嫡系中央军的歧视和白眼。不要说补兵换装备、武器这些好事了，蒋介石是几次都要下毒手、黑手解散、消灭他这支部队啊！
原国军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先在南满海城起义后该师番号就被取消了，原国军六十军也就只剩下两个师了，后由军长曾泽生在长春率这两个师起义的！
这都是让蒋介石和他的嫡系中央军给逼的啊！-----仅仅在两年前他还率部在东北和林彪的部队血战啊----
曾泽生含泪跟彭德怀说：“我们五十军尽力了，我们五十军能在兄弟部队面前抬起头来了。”
“这是什么话？就因为五十军是由国民党军队起义后改编的吗？我彭德怀和你一样，也是出身于旧军队的杂牌湘军！共产党军队里没有杂牌军！要说有的话，我彭德怀平江起义的湘军是杂牌军！就是以后的红五军、红三军团和梁大牙的三十八军！
我彭德怀从来就没有把你们五十军当成后妈养的，五十军里也有很多共产党员嘛！你回去告诉部队，我彭德怀向五十军的同志们鞠躬致敬了！”
彭德怀当真向曾泽生鞠了一大躬！
多么胸襟博大的共产党人啊！------曾泽生热泪横流，泪流满面，也向彭德怀端端正正敬了一个军礼！
“我还要向云南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说，我带们的他子弟走对路了，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革命到底永不后悔！”
历史要比较不仅滇系部队，其他国军的杂牌军也都受尽了蒋介石和他的嫡系中央军的歧视和白眼。不要说补兵换装备、武器这些好事了，蒋介石是几次都要下毒手、黑手解散、消灭这些支部队！
这就是解放战争中百万国军起义站到人民一边的主要原因。[4]
人物轶事
血战抗日前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曾泽生认为，这是一名军人报效国家、捍卫民族尊严的关键时刻。他激愤地说：“暴日侵略土地，残杀人民，处国难当头时期，抗日战争为当前第一件大事，不容畏缩与退让，毁家捐躯，亦在所不辞，岂能坐视国土被践踏，同胞被残杀。”同年9月，曾泽生被任命为第六十军一八四师一○八五团团长。10月初，随全军奔赴抗日前线。
1938年4月初，第六十军奉命增援徐州。在坚守台儿庄的战斗中，将士们以步枪、机枪打，用手榴弹炸，最后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工事随毁随修，第一道防线被突破，退到第二道防线继续抗击，击溃日军后又举行反攻，把失去的一线阵地再夺回来。正是滇军英勇顽强、前赴后继的浴血奋战，不仅使敌军损失惨重无法突破禹王山、台儿庄防线，而且让日军在这种坚决的抵抗面前觉得胆寒。
日本报纸曾报道：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之后，曾泽生率部参加武汉保卫战、崇阳之战，参加了南昌会战、长沙会战。
1940年9月，日军进占越南河内、老街、谅山各地，并围绕云南南部部署兵力。为阻止日军的进犯，第六十军移防滇南河口、个旧、建水、蒙自和屏边一带。
1941年，曾泽生任第一八四师副师长，1942年升任第一八二师师长，1943年任第一八四师师长。
1945年7月起，为配合滇西远征军的反攻，曾泽生在固守阵地的同时，根据上级指示，多次派部队向越南北部的日军开展牵制性进攻，并光复了越南境内的勐烘、坝洒、沙坝等地。
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9月，曾泽生随卢汉率部入越南受降。[5]
梦醒东北战场
1945年11月，滇军在越南进行整编。曾泽生升任第六十军中将军长，辖一八二、一八四和暂二十一师。
1946年4月，第六十军被调往东北。
在东北，曾泽生先后担任第六十军军长、吉林守备司令、第一兵团副司令等职。蒋介石集团对滇军既想使用又不信任，第六十军到东北后，被分割使用，分散配置，3个师分散各地，不能相互照应，且不归曾泽生管。曾泽生只能指挥军直属分队和工兵营一个连，成了“空军”司令。曾泽生及许多中下级军官对把滇军作为蒋介石嫡系部队护卫的做法，既愤恨和不满，又为第六十军的前途担忧。
5月25日，第六十军到东北不到一个月，布防于鞍山的第一八四师五五一团就被东北民主联军歼灭。5月30日第一八四师在身陷包围、援军不至的形势下，经中共长期的工作，在党和人民的召唤下，师长潘朔端率领师直属部队及五五二团在海城起义，并通电全国。第一八四师的起义“震撼了整个蒋军”，也给曾泽生以冲击。他曾率领第一八四师参加抗日战争，而这支部队却在海城起义，这使他对国民党嫡系部队那种盛气凌人和见死不救的态度非常气愤，对蒋介石阴谋在内战中消灭异己的方针感到切肤之痛；使他明白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绝不像国民党宣传机构所说的那样不堪一击。
1946年秋天，曾泽生率第六十军进驻吉林。
1947年后，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第六十军接连受到打击。5月，新组建的第一八四师在梅河口被全歼；暂二十一师在撤退途中被民主联军伏击，全师剩下不到一个团的兵力。经过与民主联军的几次交手，全军实力损耗一半。惨痛的损失，如巨钟敲响，惊醒了迷梦中的曾泽生。
长春起义载史册
1948年3月，六十军粮弹殆尽，仍未见到增援，而东北人民解放军（原东北民主联军）却已兵临城下。曾泽生率部撤出吉林退往长春。
3月13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战略要地四平后，即准备歼灭长春之敌，并成立了由肖劲光为司令员、肖华为政委的围城指挥部，统一指挥围城战斗。
6月，东北军区根据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将直接打下长春的作战部署改变为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军事打击、政治攻势、经济封锁三位一体的久困长围的斗争方针，变短时间内大兵团强攻为以小部分主力与独立师久困长围，在围困的同时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使守军粮弹俱乏、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方针。
中共中央为了做好滇军的争取工作，从延安和南方局派共产党员刘浩、陈方等10多个云南籍共产党员干部到东北。朱德总司令还以滇军旧僚的身份，给滇军将领孙渡、曾泽生等人写信，以肺腑之言，要他们发扬滇军护国的光荣传统，站在人民一边。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十分重视策反滇军的工作，1946年5月在冀热辽分局成立了一个滇军工作委员会；1947年3月东北局成立了两个滇军工作委员会，分别在吉北和吉南开展工作；1947年底东北军区政治部成立前方办事处，在吉林和长春之间协同解放军开展对敌政治工作，并直接与第六十军中的地下党组织联系。各主力部队、各省军区都对滇军做了大量政治工作。中央和解放军与第六十军将领有关系的高级将领，包括时任松江省政府副主席、原滇军将领张冲和刚起义的原第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也主动做第六十军工作。中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派刘浩以公开身份到吉林做陇耀的工作，继而影响曾泽生。第六十军中的共产党员杨重、赵国璋等人也对曾泽生等人做了不少工作。
经过解放军各层次、各种形式的工作，眼见士卒凄苦、百姓遭殃，曾泽生在经历无数的痛楚、无数的自责、无数个不眠之夜的激烈思想斗争后，在解放战争不断胜利的大势所趋下，在解放军的强大压力下，他终于认识到：“再不能这样下去了！为全长春十多万老百姓，为全军几万官兵的前途，必须走反蒋起义、向人民赎罪的路。”他毅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选择了反蒋起义。曾泽生下定决心后，于9月22日至10月12日，先后7次与陇耀、白肇学密商，统一思想，进行准备。在讨论到起义后云南及眷属时，曾泽生认为：“革命是要发展到云南的，暂时受些痛苦，以待解放，而且现在蒋介石手忙脚乱，自顾不暇，从情况看，眷属说不定会遭到危险。但为了革命，也只有忍痛。何况中国目前在蒋管区的家庭，哪个又不是在水深火热中受苦呢！决定照原定计划实施，不计后方一切，等革命成功时再替受苦受害的人们去算这笔冤债。”
解放军大举进攻锦州时，曾泽生估计郑洞国及新七军的首脑们都在密切关注锦州方面局势的发展，对第六十军来说，这是一个起义的好时机。
14日，曾泽生派人携带由曾泽生、陇耀、白肇学3人联名要求同意起义的信，与解放军围城部队联系。
16日，曾泽生正式派第一八二师副师长李佐、暂编二十一师副师长任孝宗带着蒋介石命令长春守军突围的手令和郑洞国的突围计划，到解放军围城指挥部谈判起义事项。与此同时，曾泽生等人起草了第六十军起义通电，并连夜相继召集暂编二十一师、一八二师及军直营以上军官开会，进行鼓动，表明赞成起义；随后，下达了对新七军布防的命令。同时，曾泽生致信“剿总”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为使长市军民不致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共襄义举，则国家幸甚，地方幸甚。”
1948年10月17日上午，曾泽生与解放军代表刘浩在长春第五四五团见面，共同商量了起义行动问题。入夜，解放军围城部队进入市区接防，曾泽生率第六十军撤出所守的长春东半部，开往九台，第六十军正式起义。
1949年1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正式宣布，将起义的原六十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五十军”，由曾泽生任军长。
第六十军起义，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与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配合，迫使困守长春西半部的蒋军嫡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的兵团总部及新七军于18日晚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使长春兵不血刃地和平解放了。第六十军的起义，开创了在解放战争中迫使整军起义，实现大城市和平解放的光辉战例。第六十军起义使蒋介石撤退长春、回兵沈阳，全力增援锦州、锦西（今葫芦岛）的计划成为梦想，长春的和平解放，使解放军迅速彻底地拔掉了蒋介石在东北腹地的一颗钉子，使解放军能适时集中全部力量进行辽西会战，从而加速了整个辽沈战役的胜利进程，进而加速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
21日，新华社评论指出：第六十军的起义，郑洞国部的投降，这是中国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将继续发生更大变化的象征。因为这一点，长春的解放不但加速了东北的全部解放，而且给所有据守大城市的国民党军队指出了一个前途。曾泽生将军深明大义，毅然起义，为长春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功不可没。
11月29日，曾泽生偕第六十军全体官兵发表了《告国民党军官兵书》，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向国民党广大官兵指出：“摆在全国蒋军前面的只有三条路：或是被歼，或是向人民投降，或是站在人民方面来举行光荣的起义。蒋军官兵中亦不乏有识之士，何去何从，该是时候了！”希望他们毅然站到人民方面来，求一条光明的出路。第六十军起义对云南地方部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国共产党长期统战工作和长春起义的影响下，在解放大军逼近云南的形势下，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率部发动昆明起义，从而加速了云南全境解放的进程。
50军
50军前身是原国民党军第60军，为滇军部队，在辽沈战役中于长春起义。
1949年全军整编后，这支部队被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第50军，军长为原60军军长曾泽生。50军成立后，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部队进行了政治整训，又补入了许多解放军军官和战斗骨干，全军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
在四野的南下作战中，50军参加鄂西战役，生俘国民党军第79军代军长萧炳寅、副军长李维龙以下官兵7000余人。
1949年11月下旬，50军奉命配属第二野战军进军四川，参加成都战役，俘虏国民党军8100余人，迫降1.77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1950年初，50军先是在湖北参加农业生产，后因朝鲜战事紧急，50军又奉命开赴东北集结待命。
1950年10月25日，50军作为第一批入朝部队参战。在第一次战役中，50军与英27旅交手，攻进至铁山地区。因英军退得快，50军斩获并不多。在第二次战役中，50军于西线进攻英27旅和美24师一部，兜着敌军屁股追击，协助兄弟部队解放了北朝鲜全境。一、二次战役50军的战略地位并不重要，因此少有亮点。
在第三次战役中，50军较晚突破临津江防线，从正面向汉城推进。本来说兄弟部队都攻到前面去了，50军该捞不到什么油水。然而这次却时来运转。在高阳以北的碧蹄里地区，50军击破了美25师一个营的阻击，又在仙游里地区击退了英29旅皇家来复枪团第1营。这样一来，英29旅主力和其皇家重坦克中队被分隔开了。曾泽生大喜，命令149师部队抓紧时间攻歼，仙游里的部队则坚决挡住英军主力的救援。英29旅组织了1000余兵力和200门大炮拚死反击，却均被志愿军击退。而149师部队则乘夜向皇家重坦克营发动猛攻。英军装备的都是“百人队长式”重坦克，火力充足，可到处都是提着爆破筒、扛着炸药包扑来的中国士兵，英军顾此失彼，防线终于被突破。志愿军杀得兴起，漫山遍野地追杀着英军。到了天亮，皇家重坦克中队被全部歼灭。50军部队共毙伤俘敌300余人，缴获击毁坦克31辆、装甲车1辆、牵引汽车24辆。对于一支急于立功的起义部队来说，这一战绩是足以自豪的。
1951年1月4日，50军一部同39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攻入了汉城，其前锋一直冲到三七线附近的水原地区。
在第四次战役中，为打破联合国军的北进攻势，志愿军采取了“西顶东攻”的战略，在西线以38军和50军背水列阵，顽强顶住美军主力的攻击；在东线志愿军集中4个军兵力进行横城反击作战，以图击破敌军的北进。
50军位于战线的最西部，在汉城以南地区，背临汉江，迎头挡住美3师、美25师、英29旅和土耳其1旅的道路。这种阵地防御战是没余地可讲的，守住就守住了，守不住就人地皆失。联合国军的火力太猛烈了，炮弹像下雨一样。面对优势的敌军，50军部队昼失夜反，死战不退，以血肉之躯苦苦坚守着阵地。最惨烈的时候，一天就有三、四个连队全部牺牲在阵地上。营连一级的建制很快就打散了架，只好以团级单位进行防守。打了不到半个月，50军就已伤亡过半，全军勉强能成建制投入战斗的只有4个营又4个连部队。因伤亡过大，很多阵地丢失了。曾泽生只好收缩兵力，固守要点，尽力迟滞敌军的北进。一直打到1951年2月初，因汉江面临解冻，50军不得不放弃阵地，撤至汉江北岸。在这里，50军继续阻击攻势不减的联合国军，为稳定整个战线苦苦支撑。在50多天的汉江两岸防御作战中，50军统计毙伤俘敌1.1万余人，击毁坦克装甲车70余辆，击落击伤敌机15架，缴获各种枪支1800余支、汽车17辆、火炮34门。
若干年后，有人问起曾泽生对自己打过的哪一仗印象最深刻，他回答：“汉江南岸防御作战。“作为一名起义将领，在一生中打过这样的仗，曾泽生可以骄傲了。
1951年3月15日，曾泽生率50军回国休整。同年7月，曾泽生率50军第二次开赴朝鲜，担负西海岸防御以及抢修机场等任务。10月至11月，曾泽生率50军奉命执行渡海攻岛任务，在空军和炮兵支援下，先后攻占南韩军盘踞的极岛、炭岛、大和岛、小和岛和艾岛。此后，50军一直作为西海岸守备部队。
1951年底，因病回国休养。
1953年1月，又入朝回到50军。
1955年4月19日率领50军回国驻防丹东。
身后评价
曾泽生将军在长春起义前，虽在旧军队里做事，但他是一个富于爱国心，有正义感，能洁身自好的军人；当抗战爆发、国难当头之际，他主动请缨出滇抗战，率部与敌浴血苦战数十次，为保卫祖国、民族尽了军人的天职。他虽曾追随蒋介石打内战，做了蒋介石的内战工具，但他最终却以起义来反对蒋介石的内战。起义后，率部参加了解放战争，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综观其一生，曾泽生是一位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爱国爱民的将军。
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委的肖华曾指出：“长春起义对于进一步瓦解敌军，解放沈阳，夺取辽沈战役的胜利，进而加速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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