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尚荣（1915—2000），湖北省石首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中文名王尚荣国籍中国民族汉出生地湖北省石首县人出生日期1915年5月28日逝世日期2000年4月1日职业中将毕业院校抗日红军大学、南京军事学院主要成就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最高职务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简介
王尚荣，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 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九师二十五团、青年干事，红三军司令员参谋、侦察科科长，龙山独立团参谋长，第五师十五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长、师长，红三十二军第九十六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团长，独立第一旅副旅长兼晋绥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陕甘宁边区绥德警备区副司令员，独立第一旅旅长，第二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一野战军一军副军长兼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代部长、部长、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事迹
王尚荣，1915年5月28日出生在湖北省石首县调关镇。
1937年6月，王尚荣在抗大二期
1921年读私塾，后读小学，辍学当学徒。
1930年任石首县调弦区团委青工部部长。
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3军9师25团1营战士、25团政治处青年干事。
1932年12月起任红3军8师22团团部文书。
参加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1933年11月起任红3军司令部参谋。
1934年4月起任红3军司令部侦察科科长，龙山独立团参谋长。
1935年11月参加长征。
到陕北后，1936年5月起任红2军团5师参谋长，1936年7月任红二方面军第32军96师师长。
1936年12月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起任八路军第120师358旅715团团长。
1938年6月率部向绥远挺进，参与开辟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9年1月率部赴冀中，1939年3月起任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1旅副旅长，参加了齐会、陈庄等战斗和百团大战。
1940年11月起兼任晋西北军区、晋绥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
1942年10月任陕甘宁边区绥德警备区副司令员。
1945年5月起任晋绥野战军独立第1旅旅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1月任晋绥野战军、西北野战军独立第1旅旅长，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2师师长。率部参加了蟠龙、宜川瓦子街、西府陇东等战役、战斗。
1949年2月至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军2师师长，6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军副军长，9月起任中共青海省委常委。参加了陕中、扶郿、陇青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1日至1952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1军副军长兼青海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1949年夏，王尚荣（三排左1）与李井泉（前排左起）、贺龙、习仲勋等在西安西北军区司令部
1951年1月至1952年5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学习，同时任高级速成系副主任。
1952年5月起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作战部党委副书记兼特种兵处处长。
1953年春，王尚荣出征朝鲜战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第46军第二副军长、第一副军长。
1954年12月至1956年7月任中央军委作战部代部长，1956年7月至1966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6年8月起被关押达8年。
1974年11月至1985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常委、副书记。
1977年8月至1979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1979年11月至1982年9月任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还担任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组长、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电子对抗雷达管理领导小组组长、交通战备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
2000年4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八届、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作战参谋编辑
为了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人民军队，中央军委在建国伊始就决定在南京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学府——军事学院，由德高望重的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出任院长。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高级军事学府的创办，亲自为之题词致贺：“努力学习，保卫国防。”
1950年，王尚荣与第一军党委成员在西宁原马步芳会馆花园
195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正式开学的时候，时任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的王尚荣接到组织通知，卸任奔赴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怀着“知不尽者天下事，读不尽者天下书，悟不尽者天下理”的求学渴望，征尘未洗的王尚荣跨进了军事学院的大门，被编入高级速成系学习，兼任系副主任（主任是刘伯承麾下名将、时在贵州省军区司令员任上的杨勇）。由于学院初创，教官缺乏，王尚荣一人而具两重身分：既是普通学员，又是兼职教官。
由于既是学员又是教官，王尚荣一面要认真听课，汲取知识，一面还参加教材的编写工作。根据刘伯承“总结解放军作战经验，编写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战例”的提议，王尚荣积极投入并协助杨勇组织战例的编写工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除独立完成了“瓦子街歼灭战”战例的撰写外，还和其他学员一起编写战例教材80余篇，为教授现代军事科学知识，掌握诸兵种协同作战提供了许多生动的实战范例，充实和拓展了学院的教学内容。在实地演练作业中，王尚荣充分运用所学的作战理论和自己的独到见解，大胆突破苏联顾问的权威，与杨勇一起成功组织了演练。对此，院长刘伯承给予了好评，同时开始关注王尚荣这个在作战指挥上既富天资又治学勤勉的学员。
在校期间，还有一件令王尚荣终生难忘的事：1951年10月1日，新中国第二个国庆节，作为广场游行受阅部队的一员，王尚荣到北京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检阅。仪表堂堂、身材魁梧的王尚荣，和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三人，分别代表陆、海、空三军，高擎三面军旗，走在受阅部队方阵的最前面。
1952年初，刘伯承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军事学院一期毕业生学习情况，听取汇报的周恩来问询刘伯承：“是否能从这批学员中，选几个高材生到总参作战部工作?”刘伯承不假思索地回答：“高级速成系有个王尚荣，他既年轻，又有作战经验，在这期学习的各项科目中成绩优良，是个学习尖子。我看，他可以胜任总参作战部的工作。”见老成持重的刘伯承回答如此直截了当，周恩来通知主管部队人事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总参谋部代总长聂荣臻：调王尚荣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
1950年，王尚荣在青藏公路视察
1952年5月，王尚荣出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兼作战部党委副书记，协助部长张震开展工作。期间，他“参与组织指挥多次重大军事斗争，为维护祖国统一，保卫国家安全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来到作战部的时候，朝鲜战火的势头已经过去，但对美军的作战研究仍然是解放军的重点。1953年春，中央军委为锻炼王尚荣，派他出征朝鲜战场，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6军副军长，现地接触美军的战役、战术手法，这对他后来协调抗美援越作战提供了经验。
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事结束，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的主要关注点，已经转移到经济、文化的全面建设上。因此，在局部作战指挥、军事态势分析等方面，总参特别是作战部的任务更加重了：他们必须及时地反映军事态势的各种新动向，提出各种对应的方略，供中央参考和决策；同时，中央在军事方面的重大决策，也要通过作战部这个指挥中枢，去贯彻和组织实施。王尚荣深谙“厚积薄发”的道理，在繁忙的工作中注重知识积累，博闻强记，锻炼出了惊人的记忆力，被誉为“活字典”、“活地图”，世界上每有重大战事发生，毛泽东、周恩来找他咨询，他都能详尽地说明最新情况，并能准确地说清人名、地名。有一次，毛泽东曾幽默地说：这个王尚荣确实不简单，听他分析战略问题，我真是无上光荣。
作为作战部长，王尚荣“不仅仅是称职，可以说是绝对合格。”在纪念文章中，傅全有上将这样写道：“他在判断国家面临的威胁、调整军事战略方针、谋划实施边境反击作战、变更设防部署等重大问题以及战役训练、人民防空、特种兵发展、机关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深得党、国家和军委领导的嘉许和称赞，成为中央和军委首长战略谋划的得力助手。”
1955年3月，台湾国民党军队和美军在台湾海峡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企图制造紧张局势。中央为揭露其阴谋，决定发表声明。于是，周总理责成作战部整理一份材料。王尚荣从受领任务到把材料呈送给周总理决定发布消息，仅用了不到7小时。周总理对此非常满意，给予了高度评价。同年9月，在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王尚荣位列中将，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刘伯承曾指出：总参谋部既不是战术司令部，也不是战役司令部，而是研究战略问题的统帅部，它是管战略的。对自己所处的地位和肩负的责任，王尚荣有深刻的理解，他总是能从战略的高度思考问题，积极为军委决策出谋划策。
1957年11月至1958年3月，短短4个月之内，蒋军飞机204批（387架次）深入大陆进行袭扰，多次窜入我纵深地区，最深入点直抵石家庄。王尚荣及时向军委提出加强内地防空作战的建议，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当即批示：“非常必要，请督促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总参作战部的部署，各军区、海空军立即采取措施，调整力量，加强防空作战，给了窜犯大陆敌机以沉重打击。
1958年8月，福建前线部队奉命炮击金门。在这场政治、军事、外交相配合、政策性很强的特殊斗争过程中，王尚荣深刻领会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意图，提出了许多重
要建议，起草了有关指示及规定。毛主席阅后，曾亲笔批示：“有关指示及附件写得很好。”这些有关指示及规定，对金门炮战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
1962年春，蒋介石不断发出“反攻大陆”的叫嚣，加紧进行窜犯大陆的各项军事准备。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在同其他同志分析研究之后，王尚荣作出了台湾当局可能利用我内外困难，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拖美国下水，实现其“反攻大陆”企图的分析判断，并向中央和军委提出了加强东南沿海战备的相应建议。中央和军委极为重视，立即作出了加强紧急战备的决策。从1963年到1964年，王尚荣是在指挥打击蒋军在东南沿海的小股武装窜扰、海上窜扰、空中窜扰以及研究拟制中越联合对美作战方案的紧张工作中度过的。由于我们军事上作了充分准备，政治上进行了公开揭露，蒋介石窜犯大陆的阴谋破灭。由于抗美援越军事计划周密，美军大量被牵制在越南战场，终于没敢在台湾海峡冒险。
1964年，王尚荣贯彻军委关于防备敌人搞突然袭击的指示，组织力量对国家经济建设状况作调查研究。期间，他发现重要工业基地过于集中，交通枢纽、港口、码头多在城市附近，大中水库紧急泄水能力小等问题，不适应防敌突袭要求。于是，他向军委提出建议报告，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防备敌人突然袭击。对此报告，毛主席非常重视，作出了“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的重要指示。很快，国务院成立了有关专门机构，专门研究战备建设与防突袭措施等问题，党中央又作出“进一步加强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作为“运筹帷幄”之人，王尚荣总是“放眼看界”，善于适应现代战争特点，卓有成效地抓好战备建设。
王尚荣一向注重调查研究，几乎走遍了除西藏之外所有的边防哨所，对全军的情况了如指掌。十几年后，他对边防哨所的地理位置仍能记得一清二楚。20世纪50年代，王尚荣直接领导总参作战部作战教练处工作。按照军委意图，他组织了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先后在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中、苏、朝三国交界处濒海地区组织了大规模战役演习。特别是1955年，他协助叶剑英元帅在辽东半岛精心指导了在使用原子和化学武器条件下方面军抗登陆战役演习。结合战备实际和各战役方向任务，演习着重研究了战争初期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及其对策。
1957年5月，总参谋长粟裕和副总参谋长王尚荣（后中）在第七军医大学视察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作为一个始终担负着前线作战指挥和协调重任的军事部门首长，王尚荣没有时间旁顾其他。“文革”伊始，林彪势力在军内泛滥，王尚荣没有向林表示应有的态度。于是，林以王尚荣是贺龙的爱将、老部下为借口，诬蔑王尚荣是贺龙“反党夺权的打手”，是贺龙在总参的代理人。因此，对王尚荣要批倒斗臭，要罢官。1966年9月，王尚荣被关进一间昏暗的小屋，受到长达8年之久的残酷折磨，反复要他交代所谓“罪行”。囹圄磨难见风骨，雪压青松色愈浓。王尚荣虽身心遭到严重摧残，却坚贞不屈。他“一审就顶，一问就翻，气壮如牛，毫不退让”，与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被视为“顽固分子”。
1974年7月底，在周恩来的关心和过问下，毛泽东亲做批示：杨成武、吕正操、余立金、王尚荣，一定要出席当年“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而且要见报。同年11月，王尚荣复出，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组长、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电子对抗雷达管理领导小组组长、交通战备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等职。由于整整8年没有工作了，王尚荣急于将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复出任副总长后，便天天听总参各部的情况汇报，听作战部介绍国际形势、战备工作、部队部署、编制和设防工程的情况汇报。
当时，中苏关系还相当紧张，毛泽东鉴于美苏争霸的世界格局，感到有望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局面。同时，美国为了与苏联争霸，也想打“中国牌”，向中国强调中苏的对抗，企图把祸水引向中国。兼任总参国际形势研究小组组长的王尚荣，通过组织讨论分析发现：从经济利益和战略部署看，美苏的争夺重点依然在欧洲。苏联的陆军师67%部署在欧洲，亚洲只占33%，直接部署在中苏、中蒙边境线上的苏军更不足其陆军师的25%。同样，美国在海外的驻军为58万，光欧洲就有31万，而亚洲、太平洋和拉美广大地区才27万。他及时将这些研究的结论，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深有同感。当亨利·基辛格在同毛泽东晤面时强调苏联大兵压境对付中国时，毛泽东诙谐地说：你这个美国朋友不大可靠，敦刻尔克你们跑掉了。苏联的主要力量是对付你美国的，不是对付我毛泽东的，你不要拿苏联这张牌来吓唬中国。这一点，你不跟我说，王尚荣会跟我说！
20世纪70年代中期，王尚荣较早注意到当今世界电子技术迅猛发展并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的现实，提出了“未来战争将以电子战开始”的观点。按照毛泽东主席和叶剑英元帅的有关指示，他为组建电子对抗机构和电子战部队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使解放军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962年10月，王尚荣与李达、张爱萍在天安门城楼
此外，王尚荣还十分重视人民防空建设。1978年，他遵照中央和军委指示，主持筹备了第三次全国人防会议，会议提出了人防建设要平战结合的重要思想，确定了“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平战结合、质量第一”的人防建设十六字方针，制订了一系列规定，对全国人防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多年后，他的夫人黄克和跟随他20多年的秘书都记忆犹新：“那些日子，他起床后皮带还没系好，就跑到院子里，问有要批的文件没有?只要听说有文件，就不处理完了不休息。我们为了让他的病体早些得到康复，当没有急需回复的文件时，就只好骗他说没有。”
1979年南疆自卫反击战，王尚荣参与了整个作战决定的酝酿和作战计划的拟订过程，坚决地支持中央的作战决策。在反击作战打响前一个星期：王尚荣就带领指挥班子进入了指挥中心。在那些天里，王尚荣严密地关注着前方的动静，几乎很少睡觉。反击作战持续了一个月，王尚荣在这数十天里，没有一天离开过指挥中心。有几位年纪比他轻的参谋人员都支持不住了，他还坚守岗位。直到作战部队的胜利捷报传来，他才舒了一口气。
1981年，王尚荣终于因积劳成疾，不得不离开作战部指挥岗位。1982年9月，他被选为中顾委委员，1985年秋，他从总参副总长位置上退休，但他仍然“退而不休”，始终关心着总参、总参作战部的建设。
2000年4月1日，王尚荣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2000年8月14日，总参谋长傅全有在解放军报撰文《能战善谋留英名品德高尚昭后人》，高度评价了王尚荣的一生：“建国前，主要是在作战部队带兵打仗，为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出生入死，始终战斗，在枪林弹雨第一线，是一名能征善战的虎将；建国后，主要是在军事领率机关工作，为军队的发展和国家的安全，呕心沥血，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好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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