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1913—1967），原名张道庸。安徽省霍邱县（今六安市叶集区）人，历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人物关系
中文名陶勇别名张道庸出生地安徽省霍邱县（今六安市叶集区）出生日期1913年逝世日期1967年职业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主要成就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目录
1人物生平
2重要战役
3抗击日寇
4淮海战役
5炮击英舰
6奋战朝鲜
7建设海军
8人物性格
9人物评价
10死亡之谜
人物生平
1913年1月21日生于安徽省省霍邱县（（今六安市叶集区）[1-2]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父，7岁被迫给人放牛；192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4月到河南商城参加游击队。1932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11军32师班长、排长、连长。1931年春任鄂豫皖保卫局保卫队队长，6月起任红4军第12师35团2连副连长、连长，1营副营长。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和红四方面军西征入川作战。1932年11月起任第10师28团2营营长、副团长、团长，率部参加了开辟川陕苏区的斗争和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作战。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到陕北后，任红9军教导师师长。
1936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西渡黄河，英勇转战河西走廊。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因叛徒出卖被捕，身陷甘肃凉州国民党第二监狱，后经中共组织营救脱离敌人魔掌，辗转到达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调任新四军第1支队副参谋长，期间，陈毅为其改名，略掉张姓，取原名“道庸”之谐音称“陶勇”。后任第2支队第4团团长。1939年10月与卢胜率第4团主力北渡长江组成苏皖支队，任司令员，开辟了扬州以东到安徽天长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1940年7月起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3纵队司令员、第1师3旅旅长兼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苏浙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先后参加了黄桥、车桥、天目山等战役。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华中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师副师长，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23军军长。参加了苏中、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他指挥作战英勇顽强，身先士卒，所向无敌，曾被人们誉为“拼命三郎”。
新中国成立后，任第9兵团副司令员。1950年11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曾参加第二、第五次战役。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1952年回国后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1963年11月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集团迫害，于1967年1月21日在上海去世（据称陶勇死于“投井自杀”，但是具体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将军的妻子朱岚也被迫害致死）；陈毅元帅在北京得知陶勇夫妇去世消息之后曾悲愤地说：“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相信陶勇会自杀！”
1912年1月出生在霍丘县叶家集一个贫农家庭里。从小给地主放牛，后来当了几年窑工。
1929年4月，参加工农红军游击队。
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2年任红四军第35团连长、副营长、营长、副团长、团长，参加仪南、黄渠、宣达等战役。
1936年任红9军教导师师长，参加长征和西路军作战。
1937年参加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兼学员排长。
1938年任新四军第1支队第4团副团长、团长。
1939年11月，率部北上开辟杨州、仪征、六合、天长地区抗日根据地。
1941年任新四军第1师第3旅旅长兼苏中第4分区司令员，率部参加丰利、大官庄、车桥等战斗。
1945年1月，任新四军苏浙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天目山战役。同年10月，任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8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高邮战役。
1946年5月，任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1师副师长，率部参加苏中战役、涟水战斗、鲁南和宿北战役。
1947年2月，任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莱芜、孟良崮、费县、沙土集、进军豫皖苏、平汉、陇海路等战役战斗。
1948年参加豫东、淮海等战役。
1949年2月，任第23军军长，率部参加渡江战役，解放杭州，尔后参加上海战役。6月返回杭州驻防。
1950年10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副司令员率部赴朝鲜作战。
1951年9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代司令代政委。
1952年11月，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
1955年10月，任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后兼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同年被授于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67年1月21日在上海逝世。
重要战役
1936年，从红军大学学习回来的陶勇，担任了红9军教导师的师长，那年，他24岁。在红军大学里，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村青年，成了颇得带兵打仗精要的指挥员。这年10月，陶勇率部西渡黄河，而西路军的艰苦作战，也由此拉开了帷幕。古浪一役，红25、27两个师凭借古城的断壁残垣，与马步芳的军队苦战3天3夜，双方伤亡惨重。这时，敌人的骑兵冲杀进城，红军撤出战斗，教导师严重减员，番号撤销，剩下的指战员补入27师，陶勇被任命为27师副师长兼81团团长。两个月后，1937年1月，西路军又在河西走廊的高台、临泽一带与敌人激战5个昼夜。这一仗陶勇率部痛击马步芳的骑兵部队。打了胜仗的西路军把目标指向祁连山下的倪家营子。倪家营子是一大片互相接连的居住区，有43个村庄，每个村庄都修有1丈来高、2尺多厚的围墙，围墙上还修有瞭望楼和垛口。在这一带，西路军的部队与敌人的5个骑兵师、3个步兵旅、1个宪兵团对峙了近一个月时间，毙伤敌近万人，随后，撤出战场东进。
西路军东进时，西安事变已经发生，蒋介石被张学良扣押，陈昌浩以为敌人会树倒猢狲散，命令部队再杀回倪家营子，以彻底歼灭敌人。却不知就在部队回师之际，事情发生变故，蒋介石获释，张学良被扣，西北的马步芳兴奋得像吃了鸦片，立即纠集2万余兵力，要以“消灭共军于河西走廊”向蒋介石邀功请赏。西路军刚刚返回倪家营子，就被马步芳的人马团团围住，一场血战撕开了河西走廊上空的冬云。
陶勇的81团和其他部队一样，全力加固村庄内外的工事，与敌人展开血战。一天下来，81团打退了敌人的10多次冲击，硬是没让敌人进到村子里，自然，81团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沉重、巨大。第二天，敌人调来了炮兵猛轰围墙，步兵则在炮火停止轰击的瞬间，迅速向前推进，压缩包围圈。几个波次下来，一丈多高的围墙只剩下三五尺高，阵地告急，陶勇带着预备队过去增援。一转弯，几个匪徒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挡住了道路。陶勇的脚步停也没停，大刀一挥，便向为首的一个家伙头上抡去。“咔嚓”一声，那个家伙的脑袋被砍掉了半个，血喷溅了陶勇一身一脸。战士们见团长神勇，豪气顿生，大刀长枪一抡就是一个圆。敌人被杀懵了，刚想退，围墙上一挺机枪对着他们就是一通扫射。原来，机枪手见团长和敌人肉搏，对着敌人便扣响了扳机。
7天之后，西路军弹尽粮绝，若再不突围，势必全军覆没。陈昌浩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后悔晚矣。这天深夜，陶勇带着已经伤亡过半的81团，趁搏杀了一天的敌人在帐篷里酣睡之际，冲出包围圈，撤进祁连山。而几个行动晚了一步的团，被敌人发现，或在阵地、或在撤出途中的山梁与山谷中，与敌鏖战后，血洒祁连，魂散河西。倪家营子一役西路军兵力由2万余人减至不足1万。徐向前、陈昌浩带着30多人去了陕北。副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王树声与第30军政委李先念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指挥余下的部队就地开展游击战争。王树声让陶勇率81团剩余的30多人，插到敌人背后，进行钳制，以掩护30军摆脱敌人。30多人的一支队伍，又如何拖住数十倍与己的敌人？陶勇采用了飘忽游弋的战术，打打停停，把“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游击战术运用得得心应手。如此，倒也和敌人纠缠了数日。只是大部队久久不至，粮弹越来越少，最要命的是接不到上级任何指示，对下一步的行动全然不知。正在茫然之时，陶勇遇到了第9军参谋长李聚奎和政治部主任徐先太，他们也和王树声失去了联系。3个人合计：与其在大山里瞎转悠，不如出去找部队。但是人多，危险性大，采取分散化装的办法，目标会小一些。合计完，他们各自带着十几个人，匆匆而去。陶勇这一拨人刚一出山，便与敌人相遇，十几个人一摆开，东一枪西一枪，各自夺路。等陶勇见后面没有了尾追的敌人时，自己也成了“光杆儿司令”。一天，陶勇见四处没有村庄，便想歇一歇，这一歇，就睡着了，醒来，几把刺刀正对着他。陶勇成了俘虏。
陶勇先是被关押在凉州，后来被拉到兰州，关押了一段后，又被拉到西安的行营看守所。直到1937年的下半年，周恩来与孔石泉一起来到看守所，周恩来握着陶勇的手说：“我代表党中央欢迎你们归队！”陶勇才得以重返队伍。
黄桥决战时，陶勇是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3纵队司令员，肩负坚守黄桥重任。到决战的关键时刻，他把上衣一脱，高举马刀，虎啸一声：“同志们，跟我往前冲！”说完，他挥舞着马刀，率先冲入敌群……顽军抵挡不住，终于败退下去。望着陶勇率部杀向敌阵的身影，粟裕的眼睛湿润了，自言自语道：“好一个拼命三郎！”
1940年12月，韩德勤乘陶勇率主力7团参加曹甸战役之机，令驻南通石港的江苏游击6纵队司令徐承德联合驻如东马塘的保1旅旅长詹长佑偷袭我3纵大本营掘港。原本持中立态度的詹长佑听信了徐承德的鼓动，答应参与进攻新四军。
就在战事一触即发之际，陶勇骑上从日军手中缴获来的摩托车，飞奔保1旅驻地马塘镇，闯进詹长佑的司令部，见面便说：“詹旅长，听说你要打我们，我这送上门来了！”随即慷慨陈词，晓以大义，剖析利害，终于稳住了詹长佑，使我军摆脱了背腹受敌的险境。
1942年元旦，陶勇率8团包围了启东伪团长徐宝富的据点，要其投降。徐宝富自恃碉堡工事坚固，以为新四军攻不下他的碉堡，对8团官兵的喊话不加理睬。
陶勇立刻命令机炮连轰击，两下便把碉堡削下一个角，又命部队猛烈开火，打掉了守敌的威风。随后，他命伪镇长给徐宝富送去劝降信。徐宝富没招了，提出：“请陶司令亲自出面谈判，再作考虑。”陶勇分析，徐宝富既想给自己捞个面子下台，同时也想看看他陶勇有没有这个胆量，当即决定亲自出马谈判。他对劝阻他的8团团长和众干部说：“尽管此行要担风险，但为了减少战斗伤亡，争取200多名伪军反正，冒这个险是值得的。”说完，他只带一名警卫员，昂然走出隐蔽的阵地。来到吊桥边，陶勇仰头向碉堡里的敌人喊道：“你们要见我，我就是陶勇！”望着屹立在枪口射程内威风凛凛的陶勇，敌人惊呆了：“真有这种虎胆英雄！”徐宝富急令放下吊桥，带上自己心爱的克罗米弯把指挥刀，走出碉堡。敌我双方部队都屏息敛气，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交战双方两个愈走愈近的指挥官。陶勇两道目光剑一般地扫在徐宝富脸上，说道：“你缴枪，我们就作为起义处理，愿当新四军的我们欢迎，愿回家的我们发给路费。你看怎么样？”徐宝富深为陶勇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所折服。他双手捧上克罗米弯把指挥刀，说道：“久仰司令大名，今日相见确实不凡，特送上此刀，敬请收下，我徐宝富再不吃军人这碗饭了！”。
1942年11月5日的黄昏，日本国总参谋长兼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乘飞机到达南京。他此行中国的目的，是对侵华日军总司令田俊六下达在苏北通如启海地区实行“清乡”的命令：以梳篦、拉网战术，向根据地分进合击，寻歼新四军主力。同时增设据点，搜剿新四军工作人员，加强伪化统治，清查户口，颁发良民证，编保甲，达到日本国长期统治中国人民的目的。
东条英机离开南京后的第四天，打入伪军内部的中共党员、伪第34师师长施亚夫，就将田俊六的清乡计划，派人秘密送到了新四军苏中军区司令员、第1师师长粟裕手中。粟裕立即报告了新四军军部后，马不停蹄地带着随员，来到第4分区，坐镇指导第4分区反清乡斗争。不久，日伪军对第4分区进行了“全面清乡”，近万敌伪倾巢出动，采取梳篦、拉网式战术，十几路向中心区分进合击，反复“清剿”，时来时去，飘忽不定，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同时，在“清乡”区边沿构筑封锁线，由天生港向北，经白蒲、丁堰，再向东沿串场河、经岔河、马塘、掘港、南坎，直到黄海边；又从天生港沿江经表龙港、永隆，直到寅阳镇，扎起了几百里长的封锁篱笆，封锁了第4分区29个区。在封锁线设立大小检问所150多个，碉堡、了望哨林立，彼此呼应，企图把抗日武装消灭在“清乡”圈内。
陶勇根据毛泽东军事思想，指挥部队在日伪间隙中灵活穿插，避实击虚，机动作战。当日伪开始“清剿”前夕，他指挥7团和南通警卫团，向敌后方及交通线进击，先后袭击南通、如皋公路上的重要据点唐家闸、启东重镇聚星镇，平潮古坝等据点；又在双甸到岔河、马塘到掘港、林梓至白蒲的公路上多次设伏，打击敌人。当敌伪深入我中心区后，他指挥南通警卫团即兵分两路，第1营、3营坚持在“清乡”圈内活动，第2营在“清乡”圈外平潮一带相机歼敌。东南警卫团一部主力，跳出“清乡”圈，抓紧整训，待机出击；第2、5、7连以班、排为单位，在“清乡”圈内坚持斗争。各地短枪队和区乡武装，深入敌伪盘踞的南通、天生港等城镇据点，严厉镇压伪“清乡”队员和特工人员，使日寇耳目闭塞，处处被动挨打。4、5两个月，第3旅进行主要战斗42次，先后袭击或攻克金沙、余东、六甲、悦来镇、麒麟镇、岔河、凤凰桥等7处据点，平毁日伪碉堡108座，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
日军对新四军主力和地方武装神出鬼没的出击，深感难以对付，惶惶不安。为此，他们请求上方为他们配备了一种特制的精巧、轻便、射击速度快、有夜间瞄准器、带有刺刀的96式机枪。他们便将这种武器视为神灵。当时，陶勇风闻日本天皇有令，部队如在战斗中无法脱险，必须将96式机枪的重要机件毁掉，不让落入新四军手中的消息后，立即向各级武装发出号召，开展一个缴96式机枪运动。尤其在秋季攻势中，战士们千方百计从敌人手中一挺又一挺地缴来。全分区军民在不到半年时间，就缴获了13挺96式机枪，超额完成了指标。日伪军在广大军民的政治攻势下，极度恐慌，悲观厌战，不敢分散兵力，放弃了不少小据点。
1943年7月1日夜晚，是苏中第4分区军民最激动的时刻，火烧竹篱笆指挥部设在丁埝镇与掘港镇之间的一个小村内。300里封锁线沿线，围满了民兵、自卫队和农民，参加这次大行动的共4万余众。县团、区队和第3分区的部队分段警戒，随时准备痛击敢于出动阻挠破击的日伪军。陶勇和姬鹏飞、张震东不时地对着手表，当时针指向9时，陶勇对着电话筒，大声地向各部下达命令：“战斗开始！”刹那间，300里封锁线上出现了第一片火光。随后，火光如星星之火，迅速蔓延，一小时后，整个封锁线如一条婉蜒数百里的巨大火龙，满天浓烟滚滚，人声鼎沸。这时，4万军民齐出击，敌伪军的巡逻队、检问所里的敌人见到如此浩大的攻击，只象征性地放上几枪，便争先恐后逃得不见踪影。
目睹敌人的狼狈逃窜，陶勇得意地摇着大蒲扇，那架势活象诸葛亮再世。他兴奋地说：“政委，这么大的声势，田俊六要吓出病来。”“哈哈哈！”姬鹏飞仰天大笑道，“这声势，比七星坛诸葛祭风、三江口周瑜纵火的气派要大得多了。”张震东接口说：“这叫不似三国胜似三国嘛！”冲天火光染红了夜空。同时伴着锯声嘎嘎，斧声咚咚，气势宏伟壮观。此役，共破竹篱笆350公里，毁茅竹400万根。田俊六惨淡经营了3个月，被陶勇领导的第4分区军民毁于一旦。
1944年5月15日，已是苏中第4分区反“清乡”斗争一年半后，东条英机从东京来到南京，前来迎接的已不是田俊六，而是冈村宁次。田俊六因“清乡”失败，已被东京总部调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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