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秉璋（1914-2005），河南省安阳县人。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参谋处处长，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教三旅（三四三旅）副旅长，代旅长，湖西军分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第六、第十一军分区司令员，冀鲁豫军区豫东指挥部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一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十七军军长，1949年11月起到1953年2月任空军参谋长，1953年2月到1958年11月任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8年11月到1960年4月任空军第一副司令员，1960年4月到1962年6月改任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副院长，1962年6月到1964年12月任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1964年12月到1967年7月任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国务院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1967年7月到1968年12月任空军第一副司令员，1968年12月起到1971年9月任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曾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2005年9月25日在北京逝世，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
中文名王秉璋国籍中国出生日期1914年逝世日期2005年9月25日职业将军信仰中国共产党主要成就中将，中央委员
曾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军衔中将
目录
1人物传记
2人物生平
3人物遗体告别
人物传记
导弹元勋王秉璋将军侧记-魏碧海
1999年6月1日，笔者带着访史求真的心情按响了时年85岁高龄的王秉璋将军家的门铃。此后，笔者对王老进行了长达两年时间的系列采访。在这场马拉松式的采访中，老将军以极大的毅力，一边向病魔挑战，一边在轮椅上追忆他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
人物生平
王秉璋，1914年生，河南省安阳县人。1929年秋，年仅15岁的王秉璋考入冯玉祥的西北军无线电学校。次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兵败下野后，其残部被蒋介石收编。无线电学校被改编为第二十六路军通信营，后又被改编为学兵连。1931年初，蒋介石将二十六路军调往江西“围剿”红军。“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二十六路军官兵北上抗日的请求受到蒋介石的压制，并且他们在与红军的作战中又遭到惨重失败，从而引起军心动摇，这为宁都暴动埋下了伏笔。同年10月，在学兵连担任副班长的王秉璋被调往第七十四旅旅部任旅长季振同的传令兵。七十四旅驻扎在宁都县城，担任城防。季振同是冯玉祥的心腹将领，在西北军里的影响很不一般。[3]
1931年起义之前，季振同与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三人常在宁都城外的一个小山头上密谈，王秉璋作为季振同的贴身卫士在山头上担任警戒。季振同经常派王秉璋向董振堂传递密信。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召集二十六路军的团以上主官举行宴会，准备逮捕不同意起义的军官。宴会在城东的耶稣堂举行，军官们在楼上赴宴，他们带来的传令兵在楼下开席。席间，王秉璋率领七十四旅的18名传令兵将楼下吃席的传令兵统统缴械，整个行动干净利落。随后，王秉璋又带领传令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二楼，大喊：“红军打来了！”宴会顿时乱作一团。王秉璋等人趁乱保护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和七十四旅的两名团长离开会场。七十四旅一团三营营长严图阁率兵如期而至，将其余军官全部捆绑起来。季振同、赵博生和董振堂随即指挥部队起义。这就是著名的宁都暴动，二十六路军共有1．7万人倒戈，参加了红军。起义部队被改编为红五军团，季振同任军团长，董振堂任副军团长，赵博生任参谋长。王秉璋被提升为军团部传令兵班班长。[3]
1932年2月，季振同离职到福建长汀养病，军团长一职由董振堂代理。王秉璋在起义中的突出表现深受董振堂的赏识，董振堂迅即将其提拔为军团部通信队队长。
王秉璋在红军队伍里迅速成长，先后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司令部参谋、补充团团长、教导营副营长、红一军团司令部军事教育科代科长、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随中央红军参加了万里长征。
山洪挡住了去路，徐海东和王秉璋错过了平型关战役，可是人们却认为王秉璋参加了。[3]
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辖一一五、一二○、一二九3个师。一一五师领导成员分别为：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一一五师司令部是在红一军团司令部基础上组建的，王秉璋便改任一一五师作战科科长。
三原誓师的第二天，一一五师即开赴抗日前线。林彪、聂荣臻因参加洛川会议不在部队，一一五师便由陈光和罗荣桓率领，从禹门渡口东渡黄河到达韩城县芝川镇。王秉璋以“八路军运输司令”的头衔到侯马车站跟阎锡山的代表交涉，联系铁路运输事宜。当时，日军疯狂进犯，阎锡山感到形势严峻，急切希望八路军上前线。因此，整个交涉过程比较顺利。全师1万多名官兵从侯马车站登车，沿同蒲铁路北上，经太原到原平下车。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与王秉璋同乘最后一列车。他们在五台县下车后，住了一宿。第二天下了一场大雨，山洪挡住了去路。徐海东和王秉璋都不知道平型关战役的计划，于是决定再留宿一夜。这样一来，他们就错过了1937年9月25日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
王秉璋是1937年9月26日到达平型关的，并没有参加9月25日的战斗，可是人们却认为他参加了，原因是有几张平型关战役的历史照片上都有他。这些照片作为宣传平型关大捷的珍贵史料，早已家喻户晓。过去宣传说那些照片是战斗时现场实拍的，但笔者在为王老整理回忆录时，王老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如实反映这段历史。
王秉璋赶到师部后，向林彪、聂荣臻报到，并简要汇报了与阎锡山方面代表交涉车运的经过。不久，国民党《扫荡报》的记者得知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胜仗，便带着电影摄影机要来拍新闻纪录片。林彪对《扫荡报》没好印象，说那是国民党最反动的复兴社办的报，不想接待。聂荣臻说：“现在搞统战，与过去不一样了，宣传我们打胜仗是好事嘛！”林、聂因王秉璋与国民党交涉过车运，有跟他们打交道的经验，就派他去接待那几位记者。
王秉璋向参谋长周昆和几位参谋了解了1937年9月25日的战斗情况后，就去接待《扫荡报》的记者。他带记者到战斗现场去拍摄，但记者们因大战已经结束，对拍现场兴趣不大。他们要求林、聂等人到战斗时的师指挥所位置，按当时的情景像演电影一样让他们拍摄。林、聂就按记者的要求来到现场。司令部的一些干部当时都很年轻，对拍电影感到挺稀奇，都赶来凑热闹。记者们在拍电影的同时，还拍了许多照片。
那时候，照相的机会并不多，王秉璋也趁此机会照了几张，当时自然不会想到这些照片的历史意义。回到师部，他要求记者将照片冲洗出来，记者当即就冲出了一套交给他。这套照片大约有20多张，记者走后，王秉璋将照片分发给了当事人。但拍的电影却始终没有公映过，也许是国民党当局不允许公开宣传八路军。那套照片在战争年代大部分丢失了，只有几幅保存下来。解放后，有关方面征集史料，这几幅照片就被当成当时战斗的真实写照公开发表了，恰好这几张照片都有王秉璋在内。[3]
1938年2月间，一一五师参谋长周昆到第二战区司令部开会，阎锡山发给一一五师6万元军费，这是国民党发给一一五师的最后一笔经费。会后，周昆将一个大信封交给警卫员，说：“这是重要文件，你马上回去交给作战科王科长。”警卫员将大信封交给王秉璋后，王秉璋打开一看，根本不是什么文件，而是3万元钱。周昆携另外3万元钱潜逃了。周昆是参加秋收起义后首批上井冈山的老干部，曾任红八军团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重要职务。他为什么会突然潜逃呢？这一直是个谜。说他贪财吧，只拐走了一半经费，事情没有做绝；说他是蜕化变质吧，却没有叛变。解放后，组织上对周昆进行过调查，当时他在湖南平江老家，调查之后证实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组织，也没有任何反革命行为。
周昆潜逃后，一一五师参谋长一职就长期空缺。1938年3月8日，八路军总部任命王秉璋为参谋处长，司令部的工作开始由他负责，实际上行使参谋长的职权。
1938年3月2日清晨，一一五师经过隰县以北的千家庄时，林彪走在最前面，晋军哨兵误以为他们是日军骑兵，开枪打伤了林彪。林彪中弹从马上摔了下来，王秉璋连忙下马将他抱起。林彪的伤势很重，在对林彪进行了紧急救护之后，当天就将他送往延安。
林彪受伤的当天，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军委参谋长滕代远致电罗荣桓：“林之职务由你暂代。”但是，在军委电报发出之前，十八集团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的电报已经发出了，朱、彭任命三四三旅旅长陈光为代师长。[3]
1939年3月1日，一一五师师部率六八六团进入山东。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成立鲁西军政委员会，由陈光、罗荣桓、王秉璋、黄励、张霖之、赵博、朱则民等七人组成。日军得知“平型关下来的老八路来了”后，来了个九路围攻。一一五师师部和六八六团等部在陆房一带陷入重围，王秉璋协助陈光指挥部队与敌激战，胜利突围。此战后，王秉璋和政治部副主任黄励率师直大部分人员组成“东进支队”开赴鲁南。这年冬天，王秉璋带领特务营的两个连前往郯城县码头镇，支援受国民党顽固派攻击的地方独立营。他率部夜涉结着薄冰的沂河，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镇子，将顽军一个营全部俘虏，随后又在镇外伏击前来增援的顽军。两次战斗共消灭顽军600多人，我方仅伤亡3人。[3]
1940年秋，一一五师在桃峪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由罗荣桓主持，肖华、杨勇、王秉璋分别作了冀鲁边、鲁西、鲁南的工作报告。会后，王秉璋调任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教三旅（三四三旅）副旅长。
王秉璋采用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术，以伤亡100多人的轻微代价，取得歼敌近万人的战果。[3]
1941年2月，王秉璋到达鲁西，教三旅旅长杨勇让他负责部队的训练工作。当时，部队发展很快，但新部队缺乏训练。虽然教三旅沿用了三四三旅的番号，但有实力的老部队并不多，部队中流传这样一个顺口溜：“七团打，八团看，九团围着转。”也就是说教三旅的3个团中能打的只有七团。
在王秉璋的主持下，教三旅开展了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四项训练”，部队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4月间，杨勇赴延安学习，王秉璋任代旅长。
教三旅活动区域内有许多设防坚固的敌据点，日军的这一套做法与当年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堡垒战术”如出一辙。王秉璋在红军时期就长期思考如何立足现有装备，打破敌人的“堡垒战术”。此时，他已经摸索出一套对付敌人的办法，只是还没经过实战检验，这就是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术。这套战术在最初使用时，一些团、营级干部不以为然，但他们在血的教训面前不得不信服：凡采用这套战术的，都能以较小的伤亡代价攻克敌据点；而没有采纳的，不是伤亡惨重，就是没有攻克敌据点。[3]
1942年12月，王秉璋调任教四旅旅长兼湖西军分区司令员。此时的湖西根据地在日、伪、顽三股势力的压迫下处境极为艰难，教四旅牺牲了1名团长，有8名营以上干部开了“小差”。敌人在根据地内“三里一碉堡，十里两方城”，大修据点，并驱使群众挖纵横交错的“井”字形封锁沟。王秉璋一到湖西，即将他的那套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术发挥到了极致。最典型的战例是1943年7月的“反碉堡战役”，经过周密部署和充分准备，教四旅仅用一个晚上加一个上午的时间，就夺取了日伪据点130多个，以伤亡100多人的轻微代价，取得歼敌近万人的战果。在湖西的一系列战斗中，交通壕近迫攻坚战术在实战中日臻完善，获得了巨大战果，彻底扭转了湖西的被动局势。1951年2月，毛泽东到空军视察时，曾当面表扬王秉璋：“你在鲁西南那段搞得不错嘛！”原国防大学校长朱敦法上将在审阅《中共党史人物传·王秉璋》时曾批注：王秉璋“给广大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留下的印象很深，认为他是英勇善战、多谋善断的军事指挥员。他既能打硬仗，也能打巧仗，并且善于总结作战经验，带出了一批优秀的军政干部。在他离开湖西的时候，各项工作可以说都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3]
1944年底，王秉璋率八路军3个团南下支援新四军作战，他向新四军第四师介绍了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术，引起该师首长的高度重视。11月8日，第四师营以上干部在曹市集专门听王秉璋作报告。王秉璋率部北返后，第四师司令部将这个报告付印成小册子，取名为《交通壕攻击》。张震参谋长在序言中称其为“战术上之新创造”，并言“在近迫作业及作业与火力配合上使顽敌几无漏隙可乘”。
交通壕近迫作业攻坚战术在抗战末期和解放战争中逐渐推广开来，尤其在三大战役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如辽沈战役中攻克义县和锦州之战，淮海战役中围歼黄百韬、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之战，平津战役中攻克天津之战。
最先获得任命的三位空军将领之一。[3]
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肖华为空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这是最先获得任命的三位人民空军将领。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王秉璋负责空军的作战和训练。空军参战后，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安东前线去了解作战情况，解决具体问题，传达军委、总部和空军的命令，帮助志愿军空军制定作战计划。有时候，他在安东一呆就是一二十天，甚至时间更长些。情况紧急的时候，他一个晚上就在安东与北京之间飞两个来回。特别是在刘亚楼因病休养期间，王秉璋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他直接受领军委的指示和命令，并主持制定空军的作战计划。笔者在档案中看到不少作战计划是以王秉璋个人的名义上报总参和毛泽东的。例如1952年7月的中、苏、朝三国空军联合作战计划，上有粟裕副总长的笔迹：“此计划已经主席同意，望按此执行。此致空军王参谋长。”
空军参战之前，刘亚楼曾希望达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效果，也就是在充分的准备之后，突然大规模投入作战，取得较大战果。后来，毛泽东说：“一鸣则已，不必惊人。”这反映了中央和毛泽东对空军谨慎使用的态度。
在空军如何使用的问题上，中、苏两国有分歧，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不理解。当时，斯大林的代表扎哈罗夫大将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发生过两次争执，一次是在六国饭店，另一次是在周恩来的家中。在这两次争执中，王秉璋都在场。扎哈罗夫说：“你们太谨慎了，打仗哪能没有牺牲，大不了损失一些飞机和飞行员，就是天上飞的麻雀也有不慎掉下来的嘛！”周恩来说：“不是我们不愿意做出更大的民族牺牲，如果是陆军牺牲50万，甚至100万，我们都可以承受，但是空军不行！空军是刚刚出土的嫩芽，把它掐掉了就没法成长了。我们的原则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壮大发展，目的是越战越强；如果越战越弱，最终元气大伤，甚至动摇了赖以发展的根本，那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期间，中、苏双方为中国空军战前准备和参战等问题进行过反复磋商，毛泽东发给斯大林的不少电报就是由王秉璋起草的。
王秉璋在战争期间多次前往安东，尤其是在战局出现不利的情况时。1952年初，敌我空战损失飞机的比例由3∶1下降到接近1∶1。王秉璋一个晚上从安东到北京飞两个来回，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受空军党委委托前往安东调查空战失利的原因。本来是去解决战术问题的，结果又发现不少其他问题，如作风纪律问题。王秉璋这次在安东一呆就是30天，帮助空联司一边研究、制定战术，一边整顿部队的作风纪律。通过这次整顿和制定新战术，空战形势很快扭转过来了。当然，以后又有反复，抗美援朝战争是艰难曲折的。[3]
1952年正是美国大选年，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影响了板门店的谈判，美方在战俘问题上进行刁难，使谈判陷入僵局。在这种形势下，志愿军总部决定发起战役规模的战术反击战，以打促谈。与此同时，中央决定所有歼击机部队加打一番。当时，刘亚楼在杭州养病，加打一番的作战计划是在王秉璋的主持下制定的。笔者在档案中看到了加打一番的作战计划，以及王秉璋给刘亚楼的亲笔信和刘亚楼的回信。这个计划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批准后，王秉璋就去安东了。
6月中旬，中央军委获悉杜鲁门批准了轰炸鸭绿江水力发电系统等重要战略目标的计划后，派王秉璋去安东传达保护中、朝境内重要战略目标的指示，并与苏方及空联司共同制定新的作战计划。王秉璋于7月7日离京，8日抵达安东，向空联司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7月9日开会商讨作战计划。出席会议的有刘震、聂凤智、曹里怀和王琏等空联司首长，以及顾问长格拉索夫斯基，苏方出席会议的有罗波夫军长，共拟定了12个作战方案。这个计划以王秉璋个人的名义上报总参并转呈毛泽东。7月28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计划。在执行新计划的8月至12月，空战中敌我被击落飞机的比例为3∶1，这是战争期间空战形势最好的时期。
1952年冬，板门店谈判陷入僵局，地面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12月初赴朝鲜视察，他得出的结论是：“不能永远停留在一条固定不变的战线上，继续承受看不到任何结果的伤亡。”回国后，艾森豪威尔与军方人士商讨打破战场僵局的方法。于是，一个在朝鲜东、西海岸实施两栖登陆的计划出笼了。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将反登陆作战准备作为首要任务。1953年1月3日，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下达了《防敌侧后登陆对空军作战的要求和指示》，空军党委常委会决定由王秉璋主持草拟反登陆作战计划。当月5日，王秉璋去安东，与志司王政柱副参谋长和空联司首长制定具体作战计划，这份计划由王秉璋亲笔起草。回京后，刘亚楼等审阅同意，随后就以王秉璋个人的名义上报中央军委。2月5日，黄克诚向毛泽东上报。2月8日，毛泽东批示：“照办。”[3]
1953年2月6日，中央军委任命王秉璋为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这可以说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及军委领导对王秉璋在战时工作成绩的充分肯定。
1953年3月6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王秉璋也随同前往。斯大林的逝世使苏联上层处于动荡时期，周恩来临时决定让王秉璋留下来与苏方谈判有关空军装备的订货问题。王秉璋给刘亚楼写了一封信，交代了一下工作，并要求派人送一些日常用品和书籍。刘亚楼回信说：“谈判如果进入到‘已经报告上级’、‘等候上级指示的阶段’，则请你能主动提出提早回国。过去的经验你是知道的，回来后用电报交涉常常更容易些，而最重要的是家里没有你在，实在抓不开。”刘亚楼对王秉璋的信任和倚重由此可见一斑。这次谈判非常顺利，达成了订购各种飞机673架等空军装备的协议。
“不带问题出厂，不带问题上天。”王秉璋为中国导弹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3]
1960年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以两弹（原子弹、导弹）为重点”的方针（不久又提出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会议期间，刘亚楼对王秉璋说：“上面要调你去搞导弹工作。”王秉璋一听急了，说：“我胜任不了这项工作。”刘亚楼说：“我顶不住哟，是中央定的，你自己找中央去吧！”王秉璋找到周恩来，说：“总理，我水平低，不懂导弹啊！”周恩来说：“你水平低，那你说，在我们老同志里面谁水平高，谁懂导弹？你推荐一个。”王秉璋摇头道：“我推荐不了。”周恩来说：“你推荐不了，那就由你干。”3月8日，周恩来任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研究院）院长，空军第一副司令员王秉璋兼任第五研究院副院长。4月14日，刘亚楼对五院领导班子说：“五院领导的分工，经过军委广州会议前后的酝酿，已经定下来了。聂总也于4月4日找我们党委的一些同志作了指示。我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空军，王秉璋同志主要精力放在五院。我不在时，由他拿总。”27日，五院党委向总政和国防科委呈报备案：“五院党委一致同意：刘亚楼同志为第一书记，王秉璋、刘有光、王诤三同志为书记。刘亚楼同志不在院时，由王秉璋同志执行第一书记职务，掌管全盘工作。”
1960年4月，王秉璋到五院上任，开始主持中国的导弹研制工作。在那个艰苦创业的火热年代，他与政委刘有光，副院长钱学森、王诤、刘秉彦等人密切配合，共同指挥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特殊战役。他们顶住了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和拿走技术资料的压力，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和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一系列重大成果。
1960年11月5日，“东风一号”发射成功，这是仿制苏联P－2导弹的一种近程地地导弹。随后，我国导弹工业开始由仿制转入自行设计。1961年秋，王秉璋在陕西临潼主持起草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暂行条例》，这是中国航天领域的第一部法规，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开始向正规化、科学化迈进。[3]
1962年6月10日，刘亚楼辞去五院院长的兼职，周恩来任命王秉璋为五院院长。王秉璋在主持导弹研制工作期间，对科研生产体制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钱学森后来说：“把大规模作战那套办法，有效地用到科技工作中来，把成千上万的科技大军组织起来了。”这种改革为发挥各方面积极性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3]
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成功发射，这标志着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在导弹领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枚大长中国人志气的导弹在出厂时曾经有一个小插曲。导弹组装完毕后，工作人员发现少了一颗螺丝钉。王秉璋亲临现场，要求一定要找到那颗螺丝钉。现场没有找到，有人怀疑可能掉到弹体内了。王秉璋决定拆掉导弹。技术人员认为，这么大的导弹，少一颗小螺丝钉不会影响发射，如果分解再组装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会使军委批准的发射时间推迟好几个月。王秉璋力排众议，坚持要拆掉导弹。组装厂加班加点，用25天的时间拆掉了导弹，虽然没有找到螺丝钉，但却从弹体中发现了压垫板、铁丝、松香等杂物。王秉璋以此为戒，对工厂进行了整顿，并建立了十多项制度。导弹运到发射基地后，又发现新的问题，他坚持泄掉已经加注的燃料进行检查，因而使发射时间又推迟了几天。他这种“不带问题出厂，不带问题上天”的严格、认真的作风，保证了导弹的成功发射。
1964年11月，五院建制撤销，成立导弹工业部，即七机部（航天部的前身），王秉璋任第一任部长。1965年2月，领导原子能工业和核武器事业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决定兼管导弹工业，王秉璋被增补为中央专门委员会委员。在王秉璋的主持下，制定了一个“八年四弹”的导弹工业发展规划，并获中央批准。1966年10月，“两弹结合”的核导弹发射成功。1966年12月26日，“东风三号”发射成功。1968年12月28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宣布：“国防科委新的党委书记……执行任务去了，他就是王秉璋同志。”王秉璋于当年10月就已经开始主持整个国防科研战线的工作。上任伊始，他就奔赴西北，成功组织指挥了第10次核试验。1970年1月，“东风四号”发射成功。1970年4月，以“东风四号”为基础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揭开了中国航天史的崭新一页。[4]
1971年9月，“东风五号”低弹道飞行实验成功。
在王秉璋主持导弹研制工作期间，中国地地导弹从“东风一号”短程导弹到“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接连发射成功，并成功研制了多种型号的地空导弹和海航导弹。
正当王秉璋沉浸在“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发射成功的喜悦之中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改变了他的命运。林彪折戟沉沙，摔死在温都尔汗。“九一三”之夜，王秉璋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会议。林彪出事后，党中央及时作出了在组织上清除“林彪的死党”的决定。
王秉璋作为红一军团和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作战科科长，一直深受林彪的器重。1945年9月，林彪在冀鲁豫军区突然接到中央“万万火急”的电报，命令他转道去东北。当时任冀鲁豫军区参谋长的王秉璋正在苏北支援新四军作战，林彪想带王秉璋一同去东北，让杨得志（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打电报给王秉璋，令其速回冀鲁豫军区。王秉璋在路上遇连日大雨，耽误了行程。林彪在“万万火急”的情况下，等了他三天，最后只得北上。就这样，王秉璋没能成为四野的战将。王秉璋与林彪的这种特殊的上下级关系，当然无法逃脱受审查的厄运。
如何处理王秉璋，周恩来是非常慎重的。周恩来出席了国防科委的三次党委会。第三次时，他是坐在屏风后听会。王秉璋在会上详细讲了自己与林彪的关系。中央决定，对王秉璋停职审查。王秉璋被收审、关押了整整10年。[4]
1981年王秉璋获释，但至今仍未作任何结论。200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最具权威的官方传记《中共党史人物传》对王秉璋作了如下评价：“他为巩固与扩大湖西抗日根据地、建设人民空军，特别是在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等方面，建立了重大功绩。”但这个3万字的传记写到“九一三”事件就戛然而止，没了下文。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属最高机密，其内幕世人自然难以知晓。改革开放后，关于“两弹一星”的宣传日渐增多，由于王秉璋属敏感人物，知情者有意回避，致使王秉璋领导导弹研制事业的历史鲜为人知，甚至经常发生张冠李戴的现象。[4]
2002年底纪念罗荣桓元帅诞辰100周年的活动中，王秉璋的名字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罗荣桓元帅》中，是六位顾问之一。这位密云重锁的将星在沉寂了30多年后终于露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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