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华（1910—1978），开国中将，广东省五华县岐岭镇人，汉族，1910年10月15日出生，1924年离家参加国民革命军，参加了北伐战争。1931年在江西参加红军，被分到红四军当战士。曾参与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1934年任红五团二营六连连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参加红军东征战役，东征胜利回师后，升任红五团团长。抗战爆发后，曾国华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二营营长，参加平型关战役，战后，二营五连荣获“平型关大战突击连”锦旗一面。之后历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五支队支队长、教导第二旅旅长、八路军滨海军区代理参谋长、山东教导团团长。抗战胜利后任山东第三师副师长率部进军东北，历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第七旅旅长、第7师师长、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参谋长。建国后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9军军长、空军第3军军长、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开国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4月，升任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1969年4月，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分管空军作战训练工作。1977年因心脏病病发在466医院住院，1977年12月31日突发脑梗塞昏迷，1978年1月3日病逝。骨灰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中文名曾国华国籍中国民族汉族出生地广东五华县出生日期1910年逝世日期1978年1月3日职业曾任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等职[1]信仰共产主义主要成就1955年被授予开国中将
目录
1个人简介
2大事年表
3人物生平
4经典战役
▪东征烽火
▪平型关硝烟
▪乐陵战役
▪三打灯明寺
▪战海陵克郯城
个人简介
曾国华，1910年生于广东省五华县。1924年6月投奔粤军当兵。后随所在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随军开赴江西与红军作战。1931年8月，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被解放而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分配在红一军团第11师31团2连当战士。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任红四军班长，红1军团第2师第5团排长、连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和中央红军的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2师5团副团长。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发起东征战役时，曾担任东渡黄河突击队队长。20日晚，他率突击队乘第一船强渡黄河，突破国民党守军的堵击，为后续部队打开通路，荣获勇士称号。东征战役结束后，升任第5团团长，率部参加西征、山城堡战役。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5团3营营长，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后随部转到晋东南，配合八路军第129师粉碎日伪军的“六路围攻”。1938年5月，调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5支队支队长，率部进入冀鲁边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940年10月起任第115师教导第2旅旅长，山东滨海军区第6团团长、滨海军区参谋处代理处长，山东军区教导团团长等职，参加开辟冀鲁边、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初期，随部开赴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第3师副师长，第3纵队第7旅旅长、第7师师长、纵队副司令员，率部参加了本溪、四平和四保临江等战役。1947年12月任东北军政大学教育长。新中国成立后，任第13兵团参谋长，15兵团兼广东军区参谋长，参与指挥了广东解放初期的剿匪作战和保卫海边防的斗争。1951年5月起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空军第3军军长，东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1968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
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8年1月3号在成都逝世。
大事年表
1910年10月15日出生，因家庭子女多，3岁时即被送人当养子，童年饱受艰辛。为人诚恳，性格刚毅。
1924年离家参加国民革命军，随部队历经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第4旅、第52师等部当兵，参加了北伐战争。1931年8月在江西东固红军歼灭了第52师，曾国华参加红军，被分到主力红军红四军11师31团2连当战士。193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9月被提升为班长。1933年6月，红11师整编为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曾国华升任红五团一营二连排长。1934年4月，升任红五团二营六连连长。1934年10月16日随部队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曾参与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
1936年2月20日，参加东征战役，曾国华担任红一军团渡河先锋红五团的突击队长，渡河胜利后，升任红五团副团长。东征胜利回师后，升任红五团团长。1936年12月到七七事变前在抗大二期干部队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国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二营营长，二营是由红五团改编而成，辖第5、6、7、8连。1937年9月25日参加平型关战役，二营担负占领老爷庙西南至关沟以北高地，截断陷入伏击圈的日军先头部队。二营五连连长曾宪生带头与日军拼刺刀，重伤后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五连指导员杨俊生身负重伤。战后，五连荣获“平型关大战突击连”锦旗一面。
1937年10月，曾国华奉命率领二营第5、6、7、8连与一营4连在正太线娘子关以西一线独立游击战，破坏日军交通，打击日军运输队，配合太原保卫战。10月下旬，奉命率部随三四三旅副旅长周建平进入河北平山县一带活动，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打击分散之敌。曾国华带领的二营发展壮大得很快。11月末，一一五师命令以二营为基础，编入平山县地方武装，扩编为一一五师第五支队，以继承模范红五团的光荣传统，对外称永兴支队，曾国华任支队长，龙书金任副支队长，杨永德任参谋长，继续在平山县一带活动。1938年4月在昔阳县参加了反九路围攻后，一二九师为加强五支队政治工作，派李宽和任支队政委。
1938年4月26日，曾国华率领五支队随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越过平汉线，开辟冀南。7月，曾国华、李宽和率领五支队越过津浦线，进至冀鲁边区，与当地八路军回合。8月，三四三旅政委肖华率领一批干部进抵冀鲁边，组织整编了该地的抗日武装，组建了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下辖四、五、六支队。曾国华任五支队支队长，王叙坤任五支队政委，五支队下辖第四、五、六团共6000余人。1939年初，五支队第五团在乐陵县大宗家村一带休整时遭到驻德州日军第五师团安田大佐旅团重兵突袭，激战一天后趁夜突围，此战五支队虽毙伤敌军300余人，但自身损失惨重，伤亡近500人，五团团长龙书金重伤致残，五团政委曾庆洪、政治处主任朱庭先牺牲。战后曾国华作了沉痛的检讨。
1939年9月，因冀鲁边粮食困难，肖华率五支队等部进入鲁西地区。
1940年2月至3月，曾国华率五支队参加了一二九师组织的打击国民党石友三部的冀南反顽战役。战后，五支队与六支队合编为八路军鲁西军区运河支队，曾国华任支队长，曾思玉任政委，刘贤权任政治部主任，支队下辖第4、第5两个团。1940年9月，运河支队出击鲁西南，开辟华中华北大通道。
1940年10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运河支队与一一五师陈士榘支队第二团整编为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一一五师陈士榘支队第一团、鲁南支队、苏鲁支队整编为一一五师教导第二旅。曾国华奔赴鲁南就任教导第二旅旅长。1941年1月，教导第二旅在旅长曾国华，旅政委符竹庭、旅参谋长王六生率领下东进滨海区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他参与指挥的郯城战役，首创山东敌后攻城范例。
1943年3月，滨海区精兵简政，撤销了旅级机构，教二旅缩编为滨海六团，曾国华任团长。1943年7月到1944年2月，曾国华进山东分局党校整风学习。期间在1944年1月与鲁中区党委妇委委员刘时铁相恋结婚，曾国华时年34岁。
党校学习毕业后，曾国华任八路军滨海军区代理参谋长。1944年10月，抗大一分校整编为山东教导团，曾国华任团长，梁必业任政委。
1945年10月，曾国华任鲁中军区主力部队编成的山东军区第三师副师长。山东第三师奉命进军东北，鲁中军区政委罗舜初、山东三师副师长曾国华、师副政委李伯秋率队。11月末，该部不带武器从龙口港渡海在庄河县、皮口一带登陆。在辽阳、本溪一带与曾克林的冀热辽十六军分区部队会合，用关东军的武器装备了部队。
1946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成立，山东第三师编为三纵七旅，曾国华任旅长、李伯秋任政委。1946年11月，曾国华升任第三纵队副司令员。1947年10月12日，曾国华调任东北军政大学教育长。1949年9月，调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参谋长。1950年6月，第十三兵团部与第十五兵团部对调，曾国华到广州任第十五兵团参谋长。为完成广西的限期剿匪任务，1951年1月曾国华调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1951年8月，曾国华任重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9军军长。
1951年11月，军委下令调曾国华任筹组中的空军第3军军长，赴志愿军联司见习。1952年春49军军部由贵港调四平，组建空军第3军军部，指挥空军第5、8、9师。1953年5月曾国华率空三军前进指挥所到朝鲜介川的志愿军西海指轮战。1953年10月曾国华率军指挥所回四平。1955年5月，东北军区空军改称沈阳军区空军，曾国华升任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分管作战训练工作。
1955年10月，曾国华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9年4月，曾国华升任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1969年4月，曾国华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并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分管空军作战训练工作。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10月曾国华被隔离审查。1977年因心脏病病发在466医院住院，1977年12月31日突发脑梗塞昏迷，1978年1月3日病逝。[2]
1978年6月空军党委报经中央军委批准给曾国华下的审查结论是：“上了林彪贼船，积极参加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陷得很深，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1982年空军党委对曾国华的审查结论复议，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审查结论改为“犯了严重政治错误，并撤销原作审查结论”“其骨灰建议按军级干部规格存放八宝山革命公墓”。
人物生平
曾国华的一生，既坎坷又充满传奇色彩。他在国民党军内服过役，被中国工农红军收编后，在革命队伍里战斗、成长，战功赫赫，威名远播。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了人民空军的一位副司令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中央军委定为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虽然这过去了许多年，但作为一位曾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老将军，他的一生值得我们去了解。
刘亚楼、林彪亲自向他下达作战任务
曾国华，1910年2月15日出生于广东省五华县歧岭街。兄弟姐妹12人，他排行第十。父亲的微薄收入难以养家糊口，曾国华3岁时，父母将其卖给本区的吕官臣作养子，过着挨打受骂、食不果腹的日子。1924年，国民革命军一部来到曾国华的家乡，14岁的曾国华背着吕家，同几名伙伴一起参了军。
1925年，曾国华所在的部队与张发奎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合编，1926年开始北伐。部队打到山东后，张发奎反蒋把部队撤回广东，曾国华所在的旅被蒋介石改编为独立第四旅。1930年爆发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曾国华被编入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当兵。1931年8月，第五十二师被红军歼灭，曾国华被解放，从此参加了红军，走上革命的征途。
1931年8月，曾国华被分到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二连当战士。1932年2月，中央红军攻打赣州，曾国华所在的红十一师在师长周昆、政治委员张赤男率领下，随红四军在南康新城地区与增援赣州的粤军独立第一旅展开了一场恶战。部队伤亡较大，曾国华也负轻伤，但依然坚持战斗。战斗结束后，部队在青龙镇休整时，支部委员黄龙明介绍曾国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4月，曾国华升任红五团第二营六连连长。同年10月16日，红五团在江西省于都县穿心店突围，过于都河，走上了长征路。
1936年1月28日，长征到达陕北的曾国华参加了红军东征誓师大会。毛泽东亲自到会动员。会上宣布：红一军团为右路军，红五团为右路军先遣队进行东征。
2月中旬，红一军团第二师抵达黄河西岸陕西绥德县沟口，进行紧张临战训练和渡河准备。为保证红五团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团长张振山从全团选拔24名优秀干部、战士组成渡河突击队。师长刘亚楼提议曾国华担任突击队队长。曾国华领受这项任务后，十分激动。2月19日，突击队的干部打扮成陕北农民模样，跟随张振山前往黄河边熟悉地形。
曾国华一行来到河畔一座小土屋前。军团长林彪和师长刘亚楼等人一起正拿着望远镜观察对岸。曾国华一愣神，还没来得及报告，刘亚楼就向林彪介绍：“这是曾国华，突击队队长。”“好！快进来坐，都进来。”曾国华一看这阵势有点紧张：军团长都亲自来了，可见这任务多么艰巨。
林彪指着河对岸给曾国华讲解突击的任务：突破口就选在这里，先攻下山腰那个碉堡，这是国民党军的接合部，兵力薄弱，河滩平坦，船容易靠。然后再分头攻占其他两个，向南北发展，保证主力部队安全渡河。刘亚楼接过话说：“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也要突过河去，一旦被敌人发现，就实行强渡，一定要把滩头阵地拿下来。全军的官兵都在看着你们。”曾国华响亮地回答：“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2月20日下午，红五团为突击队举行会餐。刘亚楼专程来给突击队队员敬酒，频频举杯，深情嘱托，队员们深受感动。
夜幕降临，突击队集合。曾国华站在队前说了三句话：“记住我们是红五团挑出来的。大家都在看着我们。我的代理人是龙书金。”说完即带着突击队走在红五团的最前面。快接近渡口时，看见几个人影在岸边晃动，原来是林彪和聂荣臻等军团首长。首长同他们握手，检查了他们的武器和装备，又查看了两条渡船，认为万无一失后才让他们登船。曾国华带领两个突击组和一名信号员登上第一条船，龙书金、周海滨等两个突击组上了第二条船。这时刘亚楼又上前叮嘱：“这次渡河，意义重大，你们要坚决完成任务。祝你们成功！”
时针指向20时整。“开船！”刘亚楼一声令下，两条小船迎着汹涌的波涛，穿过漂浮的冰块，向对岸疾驶。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曾国华两眼死盯着对岸，队员们屏住呼吸随时准备战斗。就在小船快靠近岸边时，枪声大作，子弹像暴雨似的打来。曾国华身边的信号员头部中弹当即牺牲，一个水手的胳膊也负伤。在这紧急时刻，曾国华大喊：“同志们，沉住气，划到岸边就是胜利！”小船一靠岸，突击队员像下山猛虎，冒着国民党军的弹雨冲上滩头，一举拿下中心碉堡，接着分兵两路拿掉南北两个碉堡，随后又打退敌人一个连兵力的反扑。登岸的口子撕开了，滩头阵地占领了。因信号员已经牺牲，曾国华命令拾柴点火，张振山随之率领红五团渡过河来。阎锡山吹嘘的“固若金汤”的黄河防线被红五团一举突破。战后，突击队队长曾国华，组长龙书金、曾宪法、周海滨、马辉和队员郑茂发等被军团授予“突破黄河天险防线的战斗英雄”。
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场，曾国华越战越强
1937年8月21日，曾国华参加了抗日誓师大会。会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东渡黄河，在侯马地区集结后沿同蒲铁路乘火车北上。曾国华带领的第六八五团二营和政训处邓华主任率领的政训处干部及宣传队登上了先遣列车。
一一五师到达五台山地区集结后，于9月23日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师长林彪部署在平型关伏击日军板垣师团。24日夜，曾国华率第二营冒着倾盆大雨，跑步急行军，于25日拂晓到达指定地区进入阵地。第六八五团二营的任务是占领老爷庙西南至关沟以北高地，截击日军先头部队，协同第六八六团围歼进入伏击地域的日军。25日8时左右，空中传来嗡嗡声，两架日军飞机在上空盘旋，接着就传来汽车的马达声。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3000余人、100多辆汽车、200多辆马车，顺着沟谷向西行进。当日军先头部队进入第二营的防守地段，师指挥所发出攻击命令后，曾国华猛喊一声：“打！”轻重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日军的头车在沟头起火抛锚，跟在后面的汽车、马车全被堵在沟里，你冲我撞，动弹不得。被打蒙的日军嚎叫着跳下汽车，盲目射击。这时，曾国华带着第二营杀向日军，与敌展开了白刃战。
经过一场激战，第二营炸毁敌人10多辆汽车，占领了辛庄东侧一段公路，完全切断了被围日军与增援部队的联系。这时，团长杨得志又命令曾国华带领第六、七两个连向老爷庙发起进攻。经过一番生死肉搏，打退日军多次反扑，完全控制了老爷庙西南侧的制高点，又协同兄弟部队全歼了这里的日军。
在平型关大战中，曾国华率领的第二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敢打敢拼，杀出了“模范红五团”的威风。第二营五连荣获“平型关大战突击连”锦旗一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1946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成立，曾国华被任命为该纵队第七旅旅长，李伯秋任政治委员。
1946年2月15日，曾国华、李伯秋率部从辽中出发，奔袭国民党军。时值严冬，哈气成霜，滴水成冰。部队在没及腿肚的雪地里跑了一天一夜，拂晓时与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辎重营一部官兵遭遇。在敌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第七旅发挥夜战近战的特长，速战速决，将其全歼。
曾国华又指挥第七旅进至台安以南，配合第四纵队6个团攻击砂岭子。经过三夜一昼的激战，虽然歼灭国民党军近700人，但民主联军伤亡高出国民党军两倍多。对此，曾国华深感痛惜。2月25日，第七旅撤至辽阳附近的刘二堡一带休整。在辽东军区提出的“研究敌人、对付敌人、消灭敌人”的口号下，全旅自上而下对这次战斗进行了总结。
曾国华怀着沉重的心情在干部会上说：砂岭子战斗是我们到东北后的第一仗，也是和新六军这支王牌部队的第一次接触。尽管我们这支经过抗战的老部队打得英勇顽强、前仆后继、可歌可泣，但仗打得不顺利，付出的代价过大。接着，他又对双方作了分析：新六军自恃曾是远征军、美式装备，傲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看不起我们这些被他们称为“土包子”的八路军……但是，有一样我们比他们强百倍，这就是不怕死、不怕苦的战斗作风。有了这一条，没有的我们可以有，不会的我们可以学。最后，曾国华强调：我们以后的作战对象主要是新六军，要寻找战机狠狠地挫挫它的锐气。
3月下旬，国民党军在占领辽阳、抚顺之后，又集中新六军等6个师的兵力，以沈阳为基地向南满大举进攻。4月1日，敌第二十五师、十四师分别由抚顺、辽阳同时进攻本溪。曾国华、李伯秋率第七旅在石灰厂、三人沟、大甸子地区与第二十五师激战一昼夜，毙伤700余人，将其击退。敌第十四师也在桦甸子遭到第八旅第二十四团的抗击，未能前进一步。一保本溪取得胜利。
4月7日，国民党军又分兵三路，在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指挥下，第二次进攻本溪。曾国华、李伯秋指挥第七旅和徐国夫指挥的第九旅一起，迂回包围左路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将其击溃，击伤其师长刘世懋。右路国民党军第十四师也被第四纵队等兄弟部队击退。这次保卫本溪，连续激战8昼夜，共歼国民党军4000余人，致敌第十四师损失三分之一，第二十五师损失近半……
从陆军转向空军，曾国华当起了“小学生”
1951年11月，曾国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三军军长。在北京东交民巷，曾国华见到了刘亚楼和空军副政治委员吴法宪。刘亚楼说：现在要上天了，这是新行当，要从头学起。现在这个军部还不能立即组建，你先去安东（今丹东）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司令部学习，体验一下空中作战指挥。曾国华随即赶往安东，在那里学习了一个月。
1953年初，曾国华奉命组织空三军入朝参战。他和邓东哲、蔡永率军指挥所，从吉林四平出发到达朝鲜西海岸，接替华北军区空军某指挥所的战斗值班任务。
志愿军朝鲜西海岸指挥部副司令员梁兴初接见了曾国华。他俩是平型关大战时的战友，当年都在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任营长。现在，二人分属两个军种，在朝鲜战场上见面，都倍感亲切。梁说，你们来得正好，我们在这里的准备是：一定要打，一定要在西海岸打，一定要打胜。
曾国华向军指挥所全体人员作了动员。他说：穿着空军服装过江来的不多，我们要给朝鲜人民军留下好印象，更不能给陆军老大哥丢脸。我们现在是在朝鲜战场上，要按打仗的要求办事：第一，坚持24小时值班，严密掌握敌情，不得擅离岗位；第二，加紧空中指挥和空炮协同的演练；第三，遵守防空纪律，无事不得出洞，夜间不准在洞外吸烟；第四，尊重陆军老大哥，主动搞好团结。
西海岸空军指挥所设在介川一个废弃的矿井里，四面环山，没有人烟，里面巷道很深，洞库很大，有一个能容1000余人的大礼堂，有宿舍，有办公室，还有一个小舞厅。曾国华和指挥所全体人员都在洞里办公，在洞里吃住，一天24小时不知白天黑夜，只能按钟点办事，生活很枯燥。这样一直坚持到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
1954年6月，曾国华升任东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1955年2月，曾国华到职后，分管部队的飞行训练和工程机务工作。面对分管的工作，他深感自己专业技术知识的缺乏和对飞行部队情况的生疏，就立即制订学习计划，一面请苏联顾问和飞行、机务专业干部上课，从书本上学；一面下部队熟悉情况，从实践中学，以期尽快胜任自己所担负的工作。
曾国华上课时像小学生一样听讲，下部队又像小学生一样向飞行和机务人员请教。他亲自参加飞行训练的全过程，看机务准备，看地面的飞行演练；到现场观看飞行，虚心听取师、团指挥员的讲解。他对当时的空四师（后改空一师）师长邹炎说，干空军你是我的老师，我要向你学习。他向训练部门表示：我要用半年时间补上这一课，起码做到不说外行话。
空军平时飞行训练最令人关注的是飞行安全。1955年年终，沈空部队接连发生几起飞行事故。沈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原因，研究措施。主管飞行训练的曾国华首先发言：“由于年终，部队为了完成全年计划就抢课目、赶进度，急躁冒进，违反了空军党委提出的‘稳步前进’的训练方针，这是事故严重的主要原因。对此，我要负主要责任。”会后，曾国华负责调整训练计划，解决了部队一度产生的急躁蛮干现象。
在部队完成基础训练和复杂技术训练补课之后，开始技术爬坡训练。曾国华要求师、团周密计划，精心组织，提高训练强度，提高飞行日利用率。1956年初，曾国华即带领训练部门的同志下部队检查师、团飞行训练计划的安排，发现问题，即作调整。通过强调指挥员亲自制订飞行日计划，科学安排每个飞行日的课目搭配，使飞行日利用率大为提高。1959年，曾国华任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
1960年春，由于自然灾害给国家经济生活造成的困难也冲击到部队，曾国华和沈空领导成员一起积极设法解决部队的供应困难，以免影响到部队的思想稳定和作战训练。沈空机关及军、师部队在黑龙江开辟生产基地，或在机场周围利用闲散土地种菜，养猪、养鸡等，仅一两年时间，部队的副食品供应就得到改善，从而减轻了地方负担，并用剩余粮食支援了地方。
这一时期，逃往台湾的蒋介石屡派飞机袭扰大陆。为了打击国民党飞机夜间低空侵扰，根据空军指示，在曾国华主持下，将沈空某高炮师探照灯、雷达以及陆军高炮部队沿辽东半岛大孤山至城子疃一线设防堵口，技术侦听部队上最前沿海岛侦听。曾国华反复强调：技侦部队要掌握好国民党飞机出动的情报，高炮、雷达、探照灯要搞好协同，加紧演练，枕戈待旦，有侵必歼。
1960年11月6日晚，国民党一架P－2V低空侦察机刚入侵辽东半岛上空，被在这里设防的高炮部队击落。第二天，刘亚楼陪同罗瑞卿总长、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和政委赖传珠来到现场。刘亚楼高兴地对曾国华说：东北总算有国土防空的战果啦！罗瑞卿在接见参战部队干部时说：昨天总理还问我，国民党飞机侵扰我们，空军怎么回事呀？晚上你们就打下来了，给空军争了气，给解放军增了光，我代表军委总部祝贺你们。他又对刘亚楼说：要好好总结经验。接着，空军在大连召开现场会，总结交流了这次击落P－2V的经验，表彰了有功人员。
遵照空军党委的决定，为了加快飞行部队的发展，沈空依靠自力更生，先后组建了两个飞行师。之后，又奉命调出两个飞行师支援兄弟军区空军。在向外输送部队时，曾国华强调：不准留干部和技术尖子，缺的干部和技术装备要配齐，保证做到走者愉快，接收单位满意。在调出的部队中，也有曾国华当兵的儿子。部队首长建议留下，因为去新疆太远。曾国华坚决不同意：“小孩子当兵离家远点怕什么，留在身边没有好处。”他的儿子乖乖地和部队一起去了乌鲁木齐。
1965年初，中央军委关于取消军队军衔制的决定开始实施，军队的干部级别要改定国家行政级别。干部部门转来空军对曾国华定行政7级的意见，他说：这种事只能听领导“打分”，总不能拿“老本”、“资格”去比去争吧。按当时规定，副军级、少将定7级，曾国华是正军级、中将，可以定6级甚至5级。但他坚持定7级，这样每月薪金将减少100多元。这件事在沈空机关成了干部改定行政级别的无声动员。有位正团级、上校部长说：我的薪金减少60元，看看曾司令，我还有什么说的呢！
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身不由己卷入“文革”政治漩涡
林彪对1964年全军大比武表示不满。1964年12月29日，林彪在与总政领导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一定要突出政治”，“政治工作可以冲击其他”，“各项工作要为政治工作让路”。这些话传到部队以后，作为军事一把手的曾国华就不再理直气壮地抓部队训练了，下部队也号召学毛主席著作，在机关则讲突出政治。
1967年，中央军委指示：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沈空机关、部队在社会上参加“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曾国华面对社会动乱、机关常被造反派组织冲击，甚至被“占领”的非常情况，一再要求军、师领导：部队“支左”一定要和大军区保持一致，否则，会把部队搞乱；作战指挥等要害部位不能被造反派冲击，否则，后果难料；对群众组织要一碗水端平，不要有派性，否则必然被动。沈空各部队在“支左”中是团结的，内部是稳定的，保证了国土防空和战备训练的正常进行。
1968年，沈阳地区实行“革命大联合”，建立“革委会”，社会上的斗争气氛有所缓和，但部队内部因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而紧张起来。机关一些领导干部情绪凝重，有一种近乎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
3月，曾国华去北京参加空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到京第二天，谁也没有想到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突然发生。因为余立金是空军政治委员，曾国华和与会同志都很紧张，纷纷表态划清界限。吴法宪要求与会人员借此机会把自己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历史都说清楚。曾国华在这些方面比较干净，不觉得有什么压力，但会上发生的一件事令他心情沉重起来：一天中午，一位军区空军司令员回房间休息时见桌上有一纸包，就问服务员是什么东西，服务员回答说是毛主席像章。把“毛主席像章”说成“东西”，这位老红军顿感“有罪”，整整一个下午到处“请罪”，谁劝也不行，吴法宪出面劝说“不知者不为罪”也没有用。就因为一句无意之言，精神崩溃了。
曾国华回到沈阳后，曾就这种不正常的事私下同参谋长王毓淮说，现在政治空气太紧张，办事如履薄冰，说话像过雷区，弄不好为一件事、一句话就可能完蛋。他此时的精神状态也不再像1967年初面对群众组织冲击机关时那样临乱不惊、敢作敢为了，而是谨言慎行，谨小慎微，不出头，少露面，靠例行公事度日子。
1968年冬，曾国华被任命为空军副司令员，他这才松了一口气，脸上才有了笑容。1968年底，曾国华到北京赴任，分管空军作战训练工作。1969年4月，曾国华参加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
1969年10月，林彪向全军发出进入战备的“第一个号令”，曾国华和吴法宪一起坚决执行。他作为空军作战训练的分管者，组织司令机关调动全空军进入“战备状态”。
为了尽快掌握全空军的部队情况，他用近一年的时间，将沈空以外的其他6个军区空军及其所属部队、基地跑了一遍，和部队领导干部交谈情况，听取意见，掌握第一手材料。在机关里，曾国华常去空军指挥所了解空中动向，掌握有关备战信息。他又和作战部长、训练部长保持密切联系，这两位部长每周都数次进出他的办公室，汇报情况，请示问题，商量改进工作的措施。每逢五一、十一节日集会，曾国华又在天安门城楼与空军指挥所保持联系，以警戒首都节日安全。
1970年9月，曾国华去庐山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会上，他又听了吴法宪打的“招呼”，上次是“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问题，而这次是“设国家主席”和“天才”论，并说“谁反对林副主席，就坚决粉碎他”。但是，没等轮上曾国华发言，会议风向就转了。事后，他还庆幸地说，我如果发言也讲错了。
1971年，曾国华因频发心脏病，在医院治疗和休养了几个月。“九一三”事件后，曾国华因工作中与吴法宪走得较近，支持过吴法宪抛出的“两个一切”，曾和吴法宪执行过林彪的“第一个号令”，又在中央全会上听过吴法宪的“招呼”，于1971年10月进空军学习班接受审查。1977年10月，曾国华因心脏病加重住院，12月31日突发脑梗，1978年1月3日在医院逝世。[3]
经典战役
五华旧称长乐县，史料记载：“长乐士淳民朴，性颇刚锐，男多负羽从军，其勇甲于百粤；女则持家掬育，辛勤过于男子。”五华人尚武，有“五华亚哥硬打硬”之称。南宋末文天祥起兵勤王时经过长乐，一呼而从者甚众。清朝时曾出过武状元和武榜眼，四川提督江童茂、广东提督魏大斌、福建提督李南馨等都是五华人。曾国华自幼即喜好武术，练出了一身强健的筋骨和高超的身手。
1924年秋，国民革命军东征到达梅县，曾国华即到梅县投军，时年14岁。1931年，因不满国民党反共内战，曾国华到江西苏区投奔中国工农红军，先后担任红一军团2师5团排长、连长、副团长、团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成为红军中一员英勇善战的骁将。[4]
东征烽火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这里东侧黄河，北靠沙漠，南临平原，西面荒凉，道路崎岖，人烟稀少，一方面有利于红军在此扎根，但另一方面也使红军的发展受到局限。因此，在12月17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及开辟抗日通道，决定组建以毛泽东为总政委、彭德怀为总司令、叶剑英为总参谋长的红军抗日先锋军渡黄河东征。
1936年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和彭德怀发布了红一方面军东征作战命令。从二月十八日晚八时开始，东征红军分为两路，一路为红一军团，二路为红十五军团，浩浩荡荡奔赴黄河西岸。
红一军团渡河地点为陕西省绥德县沟口。渡河突击队由红二师五团24名勇士组成，曾国华任队长。
黄河两岸耸立着万丈高山，山峡中，已经解冻的河水夹着大块大块的冰排，汹涌澎湃而下，发出“轰轰”的吼声。20时正，曾国华率领突击队分乘两只木船进入激流之中。船上的水手，轻轻“嗨哟——嗨哟——地呐喊，拼命地摇桨，和风浪搏斗。突击队员们瞪着双眼，紧扣板机，警惕地注视着前方。船只就要靠近东岸冰排的时候，突然，一道手电光从河面掠过。他们暴露在敌人面前了。一时几道手电光都对准了他们。碉堡里喷出了一条条火龙，子弹象暴雨似的倾泻过来。偷渡变成了强渡。水手们加快了划桨的速度，突击队员们对准了手电的亮光和岸上发射点猛烈射击，子弹在黄河面上飞来飞去。讯号员的头部中了一弹，倒在了船仓里，一个水手的胳膊被子弹穿过，鲜血流在了手上，沾在了桨上，滴进了黄河，船帮中弹了，冰冷的河水猛灌进来，队员们一边射击，一边用自己的身体堵着漏洞。小船靠上冰排后，队员们不管冰有多厚，能否经得住人，猛虎似地跃上冰排，杀声震天地向敌人扑去。
东征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红军转战山西境内75天，历经50余县，歼敌1万3千多人，俘敌4千多人，扩大红军8千余名。毛泽东在形势与任务报告中用几句话概括了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筹备了财物，扩大了红军。[4]
平型关硝烟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115、120、129三个师开赴抗日前线。
9月25日，115师在平型关伏击来犯日军板垣师团一部。此役以343旅685、686团和344旅687团为主攻。685团一营是朱老总从南昌起义带出来的；二营是跟着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三营是黄公略领导的红三军的底子，三位营长都是红军干部，都做过团一级的领导工作，一营营长刘正，二营营长曾国华、三营营长梁兴初。
上午8时许，敌第5师团第21旅团的后卫部队乘坐100余辆汽车，携带200多辆大车的辎重，共计约2000多人，进入伏击地域，115师抓住有利战机，全线突然开火，给敌以大量杀伤，并乘敌混乱之际发起冲击。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伏击打晕，纷纷跳下车四处散开。然而，板垣师团是敌军中劲旅，侵华两个月来纵横数千里，所向披靡，不一会儿即清醒过来，拼命地想占领制高点。115师是红军中的精锐，打伏击是拿手好戏，岂容敌人得逞。只见一营营长刘正指挥该营的第1和第3连向公路边上的两个山头冲去，山沟里的日本人也在拼命往上爬，可是不等他们爬上去，迅速登上山头的第1营的两个连队反冲下去，一顿猛砸猛打，把这群日军的大部给报销了。激烈的战斗在2营和3营的阵地上展开。二营营长曾国华率领全营与日军展开了殊死的肉搏战。2营5连连长曾贤生，外号叫“猛子”，一个人就刺死了10多个敌人，他身上到处是伤是血，一群日军向他逼近，他拉响了仅剩下的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3营的9连和10连，冲上公路后伤亡已经很大，但他们依然勇敢地与敌人拚杀，以一当十，没有子弹了就用刺刀，刺刀弯了，就用枪托，枪托断了就和敌人抱在一团扭打，或者是用石块将日本兵的脑壳砸碎。激战中，曾国华发现西南有两股日军抢占1363高地，妄图踞高临下，以火力控制老爷庙，威胁115师指挥所，当即派5连和6连冲上山头，与刚到山顶的日军肉搏，很快把山头夺了回来，将日军逼回沟底。激战至下午l时，战斗胜利结束。
平型关战斗歼灭了日军精锐第5师团第21旅团1000余人，打破了“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取得了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利。[4]
乐陵战役
1938年7月，乐陵地区的党武装三十一支队被国民党军围攻，处境危急。曾国华、李宽和立即率五支队前去救援。他们跨过津浦路抵达山东乐陵、庆云、东光、南皮地区。同时，孙继先率领的津浦支队也赶到这里。此时，正围困三十一支队的国民党鲁北保安司令刘景良部及当地土顽闻讯极为惊恐，慌忙撤走部队。三十一支队从而得救，与五支队、津浦支队会师。
为创造冀鲁边抗日根据地，河北省委派来宣传部长马国瑞任书记，组成由曾国华、李宽和、孙继先、潘寿才、邢仁甫、李启华为委员的冀鲁边军政委员会。
冀鲁边地处河北、山东两省交界，地位极其重要。这时，日伪顽、土匪及反动会道门等反动武装，遍地林立，多者千余人，少者几百人或几十人。群众戏称：“司令多如牛毛。”为尽快打开冀鲁边的抗战局面，在打击土顽武装问题上，边区领导层发生了争论。曾国华力主消灭庆云县欺压百姓、且半公开投降日寇的刘彦臣部。他说，经过调查，刘部民愤极大，消灭它一对抗战有利，二不破坏统一战线，三可以赢得民心，四能扩大我军影响。但是，有的领导干部害怕破坏统一战线，不参加这次军事行动。曾国华不顾他们反对，即和孙继先一起率两个支队一举歼灭刘彦臣部1000余人，群众拍手称快。从缴获的文件中证明该部已经投降日寇作了汉奸，更加坚定了部队歼敌的信心。
此时，盘踞在南皮、东光一带的伪军穆今城部3000余众妄图围攻我占的庆云县城。曾国华组织部队迎头痛击，一举歼灭其1100余人，余敌溃逃。
曾国华率五支队回师乐陵途中，得知宁津城中的伪军毫无戒备。曾国华向干部们说，送到嘴边的肥肉不能扔掉，于是横下一条心，不顾部队连续行军打仗的疲劳，绕路奔袭宁津。经过一天跑步急行军，隐蔽到达宁津城外。曾国华根据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决定智取。他派出精悍的小分队用计骗开城门，大部队一举攻入城内，1000余伪军来不及反抗即全部作了俘虏。伪县长张伯荣也举手投降，缴获大量武器物资。
在节节胜利面前，部队情绪高昂，战斗积极性特强。曾国华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率领五支队连续向伪军发动攻势，所向无敌，胜仗一个接一个，极大地震撼了那些土顽等杂牌武装，有的被歼，有的逃匿，有的投降，有的愿意接受改编。随着反动武装土崩瓦解，根据地迅速扩大，群众抗日情绪高涨，地方党有了靠山，统一战线出现新局面。同时，五支队自身部队迅速发展，装备大为改善，名声远扬，威震四方。这时，根据上级指示曾国华又整编了成份比较复杂的三十一支队，协助地方党建立了九个县的人民政府和县的武装，宁津县的武装发展到几千人。
三打灯明寺
灯明寺是距东光县15公里，津浦路以东沧洲以南一个日军据点。村子不大，位置重要，是根据地的交通要道。肖华指着地图告诉曾国华要拔掉这个“钉子”。
“调虎离山”，一打灯明寺。曾国华率五支队跳出日寇“扫荡包围圈”，组织数千民兵破坏津浦路，扒掉路轨10余公里。灯明寺的鬼子一看急了眼，只留1个小队看守，其余都调去恢复铁路。曾国华抓住战机即令五团二营连夜奔袭，趁鬼子正在睡梦之中，仅10分钟就把l小队鬼子全歼，拔掉了这个据点。
“围魏救赵”，二打灯明寺。日寇联队长藤井见灯明寺据点丢失，气急败坏，发誓要报仇，亲率4个中队日军想在灯明寺重设据点。他途中令1个中队携带物资先去灯明寺，亲率3个中队包围抗日民军张国基部。肖华司令员接到张部告急后，即和曾国华研究，用两个连攻打灯明寺，引藤井回救，以解民军之围；同时，将主力部队埋伏在路上，设伏打援。肖华、曾国华率五团雪夜行军3个多小时，深夜2时到达灯明寺。一营2个连包围灯明寺，其余部队埋伏在村南打伏击。肖华一声令下，两个连发起攻击，酣睡中的鬼子死的死、伤的伤。战士们将鬼子刚运来的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全部运走，又放火烧了日军的营房。正在攻打抗日民军的藤井听到灯明寺的枪声，又看到冲天大火，急忙撒出战斗，回援灯明寺。张国基的民军得救。藤井在回援中又进了埋伏圈。曾国华急令：“要把敌人放进来打，火力要集中，要猛”，随着曾国华一声枪响，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手榴弹猛烈爆炸，藤井不知我军虚实，被打得昏头转向，不知所措，当天亮醒过神来，八路军已无影无踪。这次战斗毙伤日军百余人，藤井只好撤回东光县城。
“声东击西”，三打灯明寺。藤井在灯明寺两次吃亏还是不甘心失败。两天后又带领300多鬼子，200多伪军再进灯明寺。曾国华根据和肖华司令员研究的战斗部署，率五团佯装北上沧洲，转移鬼子的注意力。另派出小分队在夜间吹号角、打冷枪进行骚扰，连续把敌人折腾了好几天，弄得鬼子精疲力竭，松懈麻痹起来。肖华见战机成熟即令曾国华回师南下，连夜将灯明寺包围起来。发起攻击后先将200多名伪军解决掉，击毙姓牛的大队长。接着攻打日军，毙伤100多名鬼子后，敌人退到据点的围墙内顽抗。肖华又命令部队撒出村外，诱敌追击而歼。这回藤并不再上当，没有追击，而是放火烧房子，妄想诱迫我军回村救火予以消灭。肖华将计就计，命令曾国华带一部分部队回村佯装救火，同时让五团主力绕到鬼子背后予以痛击。藤井以为我军中计，用全部兵力正面攻击我军，背后突然枪声大作，五团主力杀了上来。鬼子腹背受击伤亡过半。藤井无奈退回东光县城，再不敢到灯明寺来了，他把灯明寺说成“灯明死”，称五团是“皇军难以战胜的八路”。
这时，庆云、盐山、南皮等七县的国民党“二政权”，趁日军“扫荡”之机，妄图排挤掉我抗日民主政府。在宁津组织起一支号称“河北保安队第二总队的顽固派武装。他们袭击我宁津县抗日政府，打伤工作人员，抓走60多人。肖华司令员命令五支队予以反击。曾国华立即率部重创保安第二总队，击伤其大队长王淮川，营救出被抓的同志。
战海陵克郯城
1942年9月，日伪军纠集临沂、蒙阴、沂水等地兵力约1万余人，以沂蒙地区北部为中心，分12路进行"扫荡"，企图合围山东军区等机关部队。10月27日，日军合围南墙峪，未逞。11月2日拂晓前，又在沂水以北的对崮峪对八路军进行合围，八路军指战员与日军激战竟日，毙伤敌人600余人，八路军也伤亡300余人，省战工会秘书长李竹如等英勇牺牲，山东军区政委黎玉在突围时负伤。
115师领导对鲁中地区八路军的损失十分痛心。罗荣桓和陈光反复考虑，这样被动应付不是办法，必须找出日军的弱点，搅乱敌人的后方，迫使"扫荡"的日伪军撤出根据地，八路军就可掌握反"扫荡"的主动权。115师决定派主力南下，用"翻边战术"打开滨海南部的局面，并且配合山东其他地区的反"扫荡"斗争。
海陵位于滨海根据地的东南端，在赣榆、海州、郯城三县之间的新县，那里有一座马陵山，故取名"海陵"。该区南临陇海路，东接赣榆，是山东与华中根据地联系的要冲。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的伪军头子，就是在湖西"肃托"中血债累累以后叛变投敌的王凤鸣。他这时已改名杨步仁，当了伪军的别动队队长，驻在连云港一带。他所带领的伪军，不但在军事上蚕食根据地，而且还施展毒辣的政治阴谋瓦解八路军。由于他对八路军，特别是对115师的情况非常了解，所以给革命造成的损失相当大。他利用其在115师工作时建立的关系，到处拉拢115师的人。其中在115师政治部当过协理员的罗保成等少数败类，就被他拉了过去。
在日伪军组织的这次"扫荡"中，王凤鸣配合日军，极力蚕食滨海根据地的东南部地区，一直到了大兴镇和欢墩埠，距115师师部长期驻扎过的蛟龙湾、朱范，只有一二十里路，对滨海根据地的南部构成了严重威胁。
当敌人合围滨海区的风声正紧，滨海根据地军民加紧准备反"扫荡"的时候，罗荣桓亲自布置了海陵反蚕食战役。他要求教导2旅向南直插到陇海铁路，然后一一拔除铁路以北、郯城赣榆之间的伪军据点。他特别强调，部队动作不要平推，要从敌人中间突破，像一把尖刀一样，直插敌人的心脏。
罗荣桓要求参加反"扫荡"的部队，在战前要作好动员，保证每个指战员都明白什么是"翻边战术"，以及海陵战役对根据地的意义，以提高全体参战人员的自觉性。他当然不会忘记王凤鸣，因此特意安排了"打狗"运动，要求所属部队要狠狠打击王凤鸣、罗保成这一类"癞皮狗"。
按照罗荣桓和陈光研究的部署，115师教导2旅在旅长曾国华和政委符竹庭的组织下，战前对"翻边战术"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随后于1942年11月3日到8日，连克敌伪据点16处，把王凤鸣1200余人的别动队打得七零八落，只剩下200多人，可惜没有抓到王凤鸣这个叛徒。但是，这时已当了伪别动队大队长的叛徒罗保成和伪大队长尹玉琢、李振东却被115师生擒。
海陵战役结束后，八路军召开了祝捷和公审大会，宣布判处罗保成死刑。在枪毙罗保成之前，罗荣桓、陈光和115师的一些干部，都与罗保成见了面。罗保成看到他面前的一些老领导和同事，心里别有一番滋味。他也是贫苦人出身，但参加共产党之前，也许只是为了找一个吃饭的地方。刚一开始，他还比较单纯，并且在作战和工作中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随着其在共产党队伍中呆的时间越来越长，他就耐不住八路军的清贫，觉得八路军没有什么前途，也没有什么"油水"，并且认为，将来是日本人的天下，在王凤鸣的教唆下叛党投敌，干起了反共产党、反八路军的勾当。可山不转水转，他今天又落到了八路军手里，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他在罗荣桓和陈光面前，痛哭流涕，乞求115师给他留一条命，但这只是妄想。
海陵战役取得了很大战果。战役发起前，海陵的6个区已被日伪军蚕食得只剩下二个半区，战役结后，又恢复到三个半区。
经过这一连串的打击，山东的日伪军吃够了八路军"翻边战术"的苦头。为了挽回面子，日军又在枣庄策划对八路军滨海地区再次进行"治安强化运动"，声称要打通临沂经郯城至陇海路新安镇、临沂至青口两条公路，企图切断八路军滨海与鲁南和华中的联系，"蚕食"沐河以西地区，扩大临郯公路两侧的日伪据点，进一步与沙河、新浦的日伪军相配合，夹击滨海根据地南部的八路军，逐步把共产党武装挤出滨海地区。
日军经过充分的准备，于1943年1月中旬，首先侵占了沐河西岸的醋大庄和禹屋村，并构筑碉堡，抢运军用物资，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开始了新的"蚕食"。
1月15日，陈光来到教导2旅，并连夜召集旅领导开会。在会上，他传达了罗荣桓政委的指示：即，敌进我进，深入敌后，运用"翻边战术"，远距离奔袭郯城。
郯城地处陇海路以北的日军心腹地区，是日军的后方补给基地。115师趁日伪军倾巢出犯，后方空虚之机，出敌不意，突然攻打郯城，这无疑是一个大胆的决定。这不但出乎日军的意料之外，而且教导2旅的大多数领导也没有想到。
郯城墙高壕深，并筑有炮楼，是座完全堡垒化的城镇。当时，郯城有日军一个分队，伪军4个中队据险而守。八路军在尚无重武器的情况下，要想拿下郯城，并无绝对的把握。另外，攻打郯城，是115师进入山东后第一次进攻城镇，过去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正是由于郯城攻坚战的艰巨性和重要性，罗荣桓才让陈光到教导2旅亲自指挥这次作战。
陈光与曾国华、符竹庭等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把攻城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以战斗作风勇猛顽强、善于打硬仗的教导2旅的4团和6团，并明确区分了任务：6团3营作为主攻部队从城南进攻；4团3营作为助攻部队从城北攻城。同时，命令4团团长贺健带领4团2连和临沐县独立营包围醋大庄及其附近地区的敌人；6团政委刘西元带领该团1营和海陵独立旅负责监视赣榆、新浦方向的敌人，以保障攻城部队侧翼的安全。
1月19日深夜，月明星稀，寒气逼人。教导2旅的两支部队经过40公里的急行军，突破了日伪军的封锁线，直逼郯城。6团动作神速，先抢占南关，猛扑到南关城门下。但是，由于敌人用沙包将城门堵塞，原来的攻城方案行不通。这时，陈光和曾国华等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重新调整部署。随后6团和4团都重新选择了攻击方向。晚上10时左右，部队开始实施攻城。攻城的战斗是十分激烈的，八路军在突破郯城城墙的时候遭到敌人的顽强抵抗。日伪军居高临下，多次阻止了教导2旅的进攻。敌人用手榴弹炸，用点燃的煤油棉团增强守城的效果。但是，由于八路军人多势众，作风顽强，又加上是在夜间作战，没过多久，就有一些部队陆续攻上城墙。城内的敌人受到多路攻击，惊恐万状，不断向周围的据点发出求援信号。第二天上午9时左右，离郯城约9公里的驻马头镇的日军1个中队和伪军400余人向郯城扑来，企图为面临灭亡的城内敌人解围。但当他们进到白马河与西关之间时，便遭到4团政委吴岱率领的部队的迎头痛击。
就在同时，在郯城内，攻城部队的战斗已接近尾声。4团9连用炸药炸开伪县政府的后墙，并冲进大院。战斗力不强的伪军纷纷放下武器，只有龟缩在大碉堡内的日军顾问、指导官和1个小分队仍在负隅顽抗。攻城部队将这股敌人团团围住，并向碉堡内送上两包炸药。
第一包炸药把碉堡炸了一个大洞，顽敌仍不投降。第二次又送上一大包炸药，随着震天动地的巨响，碉堡被炸塌了，8名日军被炸死，剩下的日军顾问腾元、指导官多田等7人，从残垣断壁中爬出来举手投降。
战斗结束后，曾国华和符竹庭等为查看日军炮楼的结构和自己部队炸药的威力，便向炸塌的炮楼走去。这时突然从瓦砾堆中钻出一个蓬头垢面的日军。这个家伙跑到符竹庭面前，指指符竹庭胸前的望远镜，一面哇哩哇啦地说，一面竖起大拇指。看来他从符竹庭胸前的望远镜已看出他是一个当官的，于是用语言加手势表示了自己对八路军战斗能力的钦佩。符竹庭见此情景感慨地说："看来鬼子现在知道了'翻边战术'的厉害了。"
郯城，这一日军苦心经营的重镇，成了埋葬敌人的坟墓，同时也宣告115师入鲁以来的第一次攻坚战胜利结束。
八路军攻占郯城的消息，犹如在日军头顶上响了一个炸雷。驻山东日军立即放弃他们对滨海地区的"扫荡"计划，急调主力和郯城周围据点的敌人分两路向八路军反扑。但这早就在115师的预料之中，教导2旅给予反扑之敌以迎头痛击。
随后，教导2旅又乘胜打下郯城周围的马头镇等18处日伪军据点。当时，随日军到处进行经济掠夺的日本商人，看到自己仓库的货物都成为八路军的战利品，不禁惊呼："在山东，再也没有保险的地方了。"郯城战斗结束后，敌人被迫全部撤退，日军企图修筑两条堡垒封锁线的计划宣告破产。
郯城攻坚战的胜利，给了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并极大地鼓舞了山东人民，特别是滨海地区广大抗日军民的斗志。八路军攻克郯城后，山东《大众日报》报道了这一胜利消息，并以《庆祝我军新年大捷》为题发表了社论。延安新华社也为此发了消息，对此次作战的胜利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我115师驻滨海、沂蒙各部连日袭击日寇，并一举攻克郯城，予敌'蚕食'以重大打击，实为1943年伟大胜利之第一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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